1967年4月至1970年1月发行的“文”字邮票,与其他“阶段票”不同的是－－无论是邮票的选题、设计、审批、发行乃至使用与存世，都深深地打上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特有的时代烙印,这个时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字邮票酝酿发行时，首先拿志号开刀。1967年3月4日，邮政总局根据北京邮票厂造反派的意见，研究发行印有“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邮票”时，有人说：“纪特邮票志号是为集邮服务的，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对工人的管、卡、压！”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于是，决定取消邮票上的志号，并以1967年邮字18号文件予以确定：“今后各种邮票（包括纪念、特种、普通、航空等）改为统一编号。编号不再印在邮票下面……印在邮票的包封条上。除统一编号外，并标明这套邮票的枚数及这枚邮票是第几枚，例如：‘文1•11－1’。”与此同时，还把邮票上的“中国人民邮政”铭记由原来的印刷体改为毛泽东手写体。
有人说，“文”字邮票是“没有编号的邮票”并不确切，应是“邮票上未印志号，但全张邮票边纸印有编号；编号不再按票种分类，统一冠以‘文’字作为编号首字。”
“文”票的编号如同其他“阶段票”一样，时有编号顺序与实际发行时间不同步的现象发生。例如，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于1968年1月30日发行，而它后面的文6、文7和文8却是在1967年下半年发行的；文11《林彪题词》与文12《毛主席去安源》是同一天发行的；文14却比文15晚了近半年才发行。这种现象反映了“文革”期间邮票发行管理的混乱与邮票发行的随意性和突击性。《中国集邮史》一书指出：“‘文’字邮票是在无计划的混乱情况下临时设计、突击上马的，以致许多‘文’邮票没有发行档案可查。选题没计划，只要提出发行毛泽东像或语录的邮票，无人敢说个‘不’字”。这是对“文”字邮票上的“文革”色彩最形象的诠释。
“文”票发行时间跨度只有两年多，总共只有19套80种（还有几套未发行或撤销发行）邮票。这是在各个“阶段票”中发行套数与种数都是最少的。尽管如此，它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行阶段，标示了“文”字邮票的发行管理从乱到治的变化。
一、文1－文13发行的阶段
“文革”从1966年“5•16通知”开始，经过大批判、大串联，全面夺权，到1967年以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进入“斗、批、改”阶段。这是“文革”使全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时期。这个时期发行的邮票包括纪118至纪124共7套“纪”字头纪念邮票，连同1967年4月20日发行的文1开始，至1968年8月18日发行的文13，都是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为实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利用邮票在邮政使用上的广泛性实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宣传性。
单以文1到文13这13套邮票而言，鲜明而强烈地服从这一阶段“文革”的政治需要，有其突出的特点：
1、邮票选题发行计划完全被打乱，甚至取消。只要“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发行什么邮票，邮票发行部门的军管会或革委会就马上决定设计发行。审批程序也非常怪诞———有向中央文革请示，由《红旗》杂志编辑部电话答复，也有军代表点头即可开机印刷。有时邮票开印了，邮政总局居然全然不知。
2、邮票选题非常单一。所有邮票选题都必须“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成了压倒一切、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文1至文13这13套62枚邮票中，有毛泽东形象的26种，占42％；有毛主席语录或诗词的共35种，占56％，其余的是“文革”口号一种、样板戏8种、“林彪题词”2套2种。
3、邮票设计必须要有“革命风格”：基本特征是“红太阳、红海洋、大票幅”。文1至文13邮票是票幅大但票图小，底端留下较宽的边纸用以盖戳，目的是“不能沾污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文8《毛主席去安源》发行时，军代表传达两项奇特的决定，一是“要（全国人民）每人一枚，五亿人印五亿枚！”（原计划8分面值印2000万枚）；二是向全国邮局发出紧急电报通知：“为了（邮票）画面不受污损，能保持完全，决定破例在贴用邮件时，不予盖销，另在邮件封面上空白处加盖收寄日戳。如有误差，立即换贴，望严格执行。”
4、低面值，大印量。这13套62种邮票中，8分面值有51中，占82％多；4分与10分各4种；仅文4出现35分、43分面值各1种，从文5开始，基本上是8分面值。文1至文9发行量是在290万至1500万枚之间。文10《毛主席最新指示》五枚连印，共印7500万套，创造“文”字邮票最大印量。文12《毛主席去安源》因能力问题只印了5000万枚。邮票在公开邮政窗口出售，在邮政中使用，故留存下来的成套新票、连票（文1至文10）和全张票都很少，造成“文”票至今昂贵的市场价值，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5、发行渠道紊乱。有两套邮票居然由邮票厂造反派直接拿到群众中发售。1967年4月20日下午，造反派从邮票发行局提取一部分“文1”邮票，开着车敲锣打鼓前往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革委会庆祝大会现场出售。1968年7月20日，中山公园内音乐堂举行群众大会，邮票厂负责人从库里提出1000全张“文10”五横连票拿到现场出售。
6、“文”票中几套未发行或撤销发行的邮票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如《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毛主席为日本工人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以及大、小《全国山河一片红》等珍邮。
二、文14至文19发行阶段
1968年9月的一天，北京邮票厂专门组织了一次向党中央汇报的活动。工人们用镜框把全张的文2、文5、文6、文7、文12、文13等邮票装好，兴高采烈前往中南海西门举行汇报仪式。其实，9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对邮票发行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调整。1968年12月19日，邮电部军管会传达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指示：不再发行有毛主席像、语录诗词的邮票。会上强调不能简单化，不要认为有了毛主席像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正确、积极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并提出今后的票幅要小，不再搞大幅票。联系到周总理对《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准盖销”的严肃批评。至此，在周总理的过问下，邮票设计上狂热的极“左”做法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1968年12月至1970年1月发行的文14至文19共6套18种，从选题、设计与发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邮票上不再印有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题材以反映现实生活重要题材为主。18种邮票中，有工农兵形象的达11种，占61％，建设成就4种，占22％，其他是样板戏2种、青年模范1种。不再以红色为基调，票幅缩小了。从1968年12月26日发行的文15开始，邮票铭记不再用毛体书法，恢复用黑色印刷体。邮票面值也恢复了35分和43分面值的邮票。
文14至文19的主调仍旧是歌颂“文革”，表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可以说，文14至文19在邮票设计的表现手法上有了改善，但从本质上依然是“文革”时代的产物，是“文革”时期的历史见证。但是，后一阶段发行管理开始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走向“整顿”治理的秩序轨道，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对于“文”字邮票的设计风格，原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精辟地概括为“大红、大绿、大票幅。”红色在老百姓眼里代表热烈、喜庆，“文”票使用红色，不是用错了而是用滥了，变成俗不可耐。富有才华的邮票设计家或被揪斗、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而这时邮票设计公式化、概念化大行其道，有人说：“工人阶级管得了上层建筑，难道还设计不了小小的邮票？”于是有3套“文”票在工人的剪贴拼凑下诞生了：不顾邮票设计与印刷工艺的特殊规律，设计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时，竟要求“与原画必须一致，包括每一个细小的地方，一点点都不能动，颜色也不能动！”
“文”票中的图案大多数取材于当时政治宣传画。邮票设计家在政治的“限制”与“方寸”的“限制”中，依然坚持按照设计邮票的规律，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套9枚的“文5”，8位邮票设计家的风格虽不完全协调，但他（她）们仍然努力在突出色调一明一暗的“韵律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一代就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文革”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文”票以其独特的面貌成为历史的见证，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邮票又向世人展示崭新的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