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只要1%的人开始想问题就有希望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采访人：贝佳
    “在集权社会，信仰会被压制，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信仰同样也很难。因为他们被商品化了。如今的中国，不但有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了信仰真空。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那么就有希望。是时候轮到中国从茅坑里把那些自己的东西捡回来了。”
    信仰，是怎么回事？应该信什么？显然问题太大了。我们生在这个世间，不能不有所信。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总之是图个精神有着落，生活有奔头。然而，我们身处一个言禁的社会制度中，自由、信仰、独立人格这些敏感的词汇总是显得那么虚无飘渺，那么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真诚地期待讨论信仰这个话题，并有幸与台湾地区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教授进行交流，分享他的真知灼见。

任何事物都是‘修补容易，重建难’
    古往今来，普罗大众大多说不清楚信什么，听到一点什么就接受什么，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比如，乡村的土庙里，经常可以在案头看到既供奉观世音菩萨，又供奉孔孟像。再如，自幼接受无产阶级“无神论”教育的我们，时常也会临时抱下佛脚。众人心中所信，是一副五方杂处，具体信什么，不好说。
    许倬云教授说道：“信仰并不是狭隘的说信佛教、信基督教、或者是信其他什么别的宗教。‘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但因为信仰本身很难证明，所以不能长久，而且不能扎根。而从另一方面说，科学本身是在让我们不断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过程中又不断发现新问题。在天地之间有许多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不能解释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众所周知，牛顿他有许多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但他相信有神。达芬奇、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有神。”
    大多数人相信它，无需证据，无妨就以人的主观为依据，这是信仰的特殊性质。但话还没有说清楚，里面还藏着问题，一个历史惯性的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与冲破暗夜走向腾飞的台湾不同，一水之隔的大陆正被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里。多种力量的复杂较量最终让这场颠覆性的运动走向失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和文化革命理想被现实的凋敝和人性的残酷生生车裂。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开始走上正轨；三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大舞台上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
    然而，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错位，物质世界越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却越发匮乏。
    从1980年代开始，新生代、70后、80后、90后、白领、中产、农二代、富二代等等标签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整个社会似乎都热衷于以各种“断代”和差异来表示突出群体的特征。从“五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现今，知识界倾向于以断裂的姿态表示自己的主张，凸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做法却恰恰显示出信仰缺失背景下的空洞、迷茫和底气不足。于是，文化界开始溯及本源问题，开始关注于重塑信仰。  
    在追问信仰是什么以前，许倬云教授认为，搞清楚谈论信仰所面对的文化语境是非常必要的。谈论信仰问题，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面面临这样一种语境：满人入关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强汉盛唐，两宋元明，都有独特的思想、艺术形态出现，科技和经济也在向前发展，社会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局部的调整。但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到清入关就僵化了。“中国长久以来所标榜的‘程朱理学’特别强调主从关系，许倬云教授如是说。强调对皇权的忠顺和对人性的压抑，再加上几次大兴文字狱，清代的知识界噤若寒蝉，文化上是僵化而缺乏活力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一直停滞在满清时代，明清时期在江南和沿海地区萌芽的商品经济没能发展为成熟的经济形态。”
    当启蒙思想的光辉照耀欧洲大陆的时候，民主和人权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并且加以实践。人，作为独立精神的个体，被引导鼓起勇气去行使思想自由的权利。彼时的中国，安然自若地躺在沿袭自两宋的“程朱理学”怀抱中，教化民众“知经识理之君子”即现代的所谓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直到“五四运动”打破了这片宿命般的历史阴云。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定位在“打倒孔家店”，提倡批判和抛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儒（法）文化，拥抱德先生和赛小姐——民主与科学。
    遗憾的是，以德先生和赛小姐为引导往前走，令我们下盘虚浮，双脚空玄于封建根基深厚的土壤之上。上帝之类施于当日之中国社会不适于生存，于是我们创造性地接受了在马克思那里可能只是作为权宜之计的，但在列宁斯大林手中却成为制度基础的理想。
    “虽然当时的僵化被打破，但我们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修补容易，重建难的，尤其是文化的重建。中国想要建立全西化的文化体系，真的很难，并且到目前都没有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稳定的文化架构。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时候，许多西方的东西并没有被带进中国。比如，人本身是有价值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启蒙时代的思想状况，人与神的关系等等，这些基础都没有交代清楚。另一方面，‘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上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构想，缺乏根源，所以也很难建立。于是，民主、信仰、独立就成为空洞和苍白了。”搞清楚这个尴尬的背景，才能进一步谈论“信仰是什么”。

信仰的空洞是否由富引起
    人不能常跪在佛堂里。说起来挺玄乎的信仰，表面看不像饮食男女的柴米油盐那样实在，但骨子里无信之人，因为丧失了所谓信仰的靠山，往往生活起来更为茫然。最近10年，市场经济的洪流席卷中国，全民拜金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似乎在反向生长。泛泛考虑，我们说富比贫好，像是顺理成章。其实又不尽然。台湾的经济步伐比大陆早一步，台湾民众也比我们更早经历了变贫为富的一系列社会转向。
    许倬云教授在回忆台湾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时表示，台湾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他说道：“台湾文化基础在很多时期比较粗犷。
    台湾的经济增长很多是日本式的西方文化，这些日式的西方文化在台湾是自上而下的教育灌注的。从1895-1945年，经历3代人，通过教育固定下来的。但是，还是逃脱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金钱可以化为力量，任何人都会承认，富比穷好。纵观战后50余年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日贸易以及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日本式的西方文化受到崇尚，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被殖民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以及战后单级世界对美国文化的推崇。
    亲历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大多记得，台湾在1988年下半年完全解禁。当时，台湾的社会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杂志迅速沦为曲高和寡者，走到生死存亡的岔路口，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消费等享受至上的新媒体。包装漂亮但内容贫乏，是文化市场的普遍现象。台湾知识阶层感叹道，政治高压下必有高洁之士，而面对物质催化，多半是无可奈何安之若命。
    管中窥豹。西方文化中心化和本源传统文化边缘化的现象，两岸一前一后，却无二致。曾有大陆游客登上宝岛之初，感受到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延承及保护，认为台湾人更像“中国人”，而大陆的文化发展则是建立在一片信仰的废墟上。对于上述论调，许倬云教授表示，“这个问题有商榷的余地”。他认为，在台湾，传统文化的保留也很困难，中国文化延续不够，而且基础也很薄弱。
    一刀切，说台湾或大陆谁对本源文化留存更完整，具体说无尽。《非常勿扰》节目中的台湾姑娘与大陆姑娘，谁更拜金一点也不必要分出高下。21世纪的中国人，心灵的飘零感都由富来？求富，若路不正，已富，若用不当，富的祸害就会再扩张，引导时风，人世俗而心愁苦。
    面對信仰的空洞时，是2010年中国内地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许倬云教授说：“我在美国常常看到，许多留学生刚到不久，就加入了基督教會，或者相信了法轮功，接受地很容易也很快，就是因为没有信仰，信仰很空洞。”他 “神仙”李一事件很好解释，“信仰的空洞才让这些乘虚而入。”

商品化时代信仰更难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信与不信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路，坚定自己的信仰，向前走。“我的信仰就是既要自尊，也要尊重人类全体，更要互相尊重。人生在世，三人为众，做什么事情都要将心比心。”许倬云教授如是说。
    许教授出生在江南一个士大夫的大家庭。他描述说：“我从小接受的儒家信仰根深蒂固，这点很难改变。我一直都看得见它，接受它，但还是心存一定的怀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基督教；留學時，我住在神学宿舍，但我却有機會對各種信仰，都有所反省。通过这些不同的接触让我知道，天地间，有一些我们的智慧触碰不到的东西。我们努力寻找，我们可以看见若干的自然规律与我们人本身的许多规律是一致的。这些规律都是在变化中寻求平衡。”
    人的一生上寿不及百年，呼吸一停止，便是断灭。律己育人，顺水行舟，其实困难不小。身为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许倬云教授的著作等身。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任何一个时代，真实的历史都是很难写的东西。这需要意志和能力，从众多事实的夹缝中指出一条路，引导公众，避免盲人骑瞎马的乱走。
    “我一辈子學历史，都不太注重帝王将相。你看我写的书《万古江河》，写的都是大潮流，小人物。关注的也都是小人物。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人认同个人事业了。我觉得，伟人、英雄只是大潮流推出的人，是历史的产物，是潮流的产物。”许教授说道：“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叫喊一下，‘快下雨了’、‘稻子熟了’、‘大地要裂开了’。而我觉得，这些呼叫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的任务。”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眼下关注信仰问题、并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学者寥寥无几。追问因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当代学者的生存状态。人的存在是现实的，跳出去，大难。许倬云教授的观点是，学术界把学术作为商品，有一批专业的人要靠这些来生活。所以他们不可能涉及那些最根本、最深入灵魂的东西。“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和思考。但是要突破真的很难，因为傻人很少，我就是一个傻人。所以，我才会对你们说这么多。但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傻人出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许倬云教授同时指出，商品化的压力比政治化的更厉害。“在集权社会，信仰会被压制，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信仰同样很难。因为他们被商品化了。如今的中国，不但有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了信仰真空的问题。”他如是说。只有共同的讨论和思考、思辨才能推动信仰的建立
    在一些大号的标语中，信仰，时常挂在人们的嘴边。尽管意义难定，问题复杂，但信仰的价值终于开始与经济发展挂钩了。一方面，信息的开放令人们得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时代的脉搏，并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现象寻求答案。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将民众的信仰支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发达体之后患上了精神空虚的社会隐疾。而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大动荡的中国，信仰，更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但意义重大的问题。
    “我们说的中国人的信仰，这是集体信仰，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信仰，是大家心里都感觉到了才行，只有大家彼此讨论和共同思维才是推动一个民族大范围的，虽然身处体制控制之中，集体面對信仰危机的主要條件。”许倬云教授分析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也能接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想要的思想。用许倬云教授的眼看，位微言轻的小我背后，是更宽泛的一种大力。上一代和这一代人的信仰，也許已经很难改变，那么对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许倬云相信，他们在信仰上会有突破。“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讨论问题，那么就有希望。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问题。”

中国是时候快步赶上来了
    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有种倾向，即，无论从经验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对西方的文化体系推崇备至，其中既有佩服的艳羡，又带着自叹不如的自卑。然而，“西方系统体系经历了300多年的独大局面，是独神论信仰需要转变的时候了；是轮到中国从茅坑里把那些自己的东西捡回来，清洗干净，展现出来的时候了。”文化以差异来别异同，而非以优劣来定高下，中国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更多的参与全球性的讨论，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应当担当起1/5的责任，我们应该快步赶上来。举办奥运这些只是面貌不是内容，四大发明是历史不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寻回我们的灵魂。而且，我希望这些灵魂不只是中国的灵魂，而是人类共同的。”

太大了

修补容易，重建难
重建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

自恋、愤青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