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26期：爱情在时代的书本之外相遇

李昌鹏
     《山楂树之恋》的畅销，固然是因其有通俗、好读的一面，但也还是因为它绝非一部浅陋的作品。
     当我们知道技法只是“舟车”的时候，“过河”的方式便会不拘一格。一部爱情小说，它必然反映某一个年代的爱情，必然是表现某个年代的人，进而甚至可能表现出某一个时代。艺术品如一滴水，如果它具有取自大海的天然性，必然能让人看见大海。
     所以好的爱情小说可能让人读出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一个时代。《山楂树之恋》便是这样，我从中读出了爱情，也从中看见了时代。
     不同的时代，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面貌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恋爱”，在《山楂树之恋》中的年代和当下语境，反差巨大。现在我们几乎忘却“羞涩”是一样什么东西。一方面，徐志摩所写的《沙扬娜拉》中的羞涩，我们依旧觉得很美好；另一方面，现在的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无论是日本女郎还是中国女郎，无法给诗人提供书写“羞涩”的灵感。清澈的大河蔚蓝的天，消失了。现在的诗人不可能写出“关关雎鸠”之类。艳照门、兽兽门、厕所门……在这些“门”中，有维权疾呼的女性，有思想解放的女性，但鲜有羞涩的女性。我们民族以及全世界的人，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变，但我们依旧觉得羞涩是一种美好的怀念，这很奇怪但也不难解释。《山楂树之恋》便是由此得到了男性读者的青睐。在《山楂树之恋》的文本之外，爱情、人与时代相遇了，当小说中羞涩的静秋（出身不好，类似灰姑娘），跨越时代出现在当下语境，现代人———我，像迎接女神一样迎接了她。
     于是，静秋与老三无性爱的爱情故事，在这个人称“爱是做出来的”时代，在我这里获得了类似《圣经》的待遇。而老三这个人物，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类似王子），他忠于爱情，愿意等候自己爱着的女孩，无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子做不到的。这便是女性心中几近完美的恋人老三，我以为，《山楂树之恋》的热卖，实际上代表的是当下人们潜意识中的诉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现实中难以实现便以扭曲的形象在梦境中实现，文本《山楂树之恋》便是一种梦境。
     读者通过阅读抵达爱的乌托邦，享受爱的精神属性。倘若联系时代，我便把它看作是当下现实影射出的成人童话。这部作品对准了爱情、人、时代在嬗变中的尴尬和困惑，在文本外我也曾和这些问题相遇。我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便没有停止拿它和我们当下的生活作对比，于是，我读出的是批判现实的意蕴。
欢迎加入读书频道QQ群：114518491

母亲是伤害张爱玲最深的人
扬子
     近日，台湾皇冠出版社公布消息说，张爱玲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中文翻译版即将由台湾皇冠出版，9月6日正式上市。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人陈蕙惠之前曾表示，中文简体版《雷峰塔》可能将于年底出版。《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被称之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三部曲中《小团圆》中文简体版已于去年4月在大陆上市，《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创作的，已于今年上半年出版。
     据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介绍，《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
     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将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而《易经》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
     读者可能关注的是，《雷峰塔》、《易经》是否写了胡兰成，而张瑞芬则在中文版导读中说，最大的看点可能是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

十位作家的临终语录
王胡
     特里·布雷弗顿（Ter-ryBrever鄄ton）编集的《不朽遗言》（Im鄄mortalLast-Words）一书7月29日在英国出版，共收入历史名人370位，每人一句语录，并附死况描述。《卫报》8月5日摘录了其中10位名作家的遗言：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Iammoritu-rus”，（拉丁语：吾人，将死之士也）。
     拜伦勋爵（1788-1824）：“来啊，来啊，别示弱；死也要死得像个男人！”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我得进去了，要起雾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1850-1894）：“怎么了？我看上去很怪吗？”安东·契诃夫（1860-1904）：“我喝完香槟已经很久了。”马克·吐温（1835-1910）：“死亡，唯一的不朽者，对我们一视同仁，给所有人以平静和庇护。无论污秽的还是洁净的，富裕的还是穷苦的，被爱的还是不被爱的。”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我们都显示……我们的显像……这显像结束了……就这样吧。”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我身后留下的一切……举凡日记、手稿、书信（我本人的和别人的）、素描，还有别的，不要看，全烧掉。”弗吉尼娅·伍尔夫（1882-1941）：“我真觉得我又要疯了……”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没人能懂吗？”

毛泽东爱读奇书《何典》
刘继兴
     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书中借鬼说事，故事的主角，无一属于人类，他们说鬼话，干鬼事，吃鬼饭，看鬼戏，怀鬼胎，做鬼官，无不栩栩如生。
     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据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
     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他的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就非常喜欢《何典》一书。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
     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语》，清朝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笔记小说。
     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
     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我最喜欢鬼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