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葛 渭 康
一九五八年
1958年我任南庄区粮管所副所长,后来公社化是丹城公社粮油部副主任,对内仍称粮管所,属县粮食局派出机构,政治上受当地党委领导。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传达中央“反右倾、大跃进,工业15年超过英国,10年内实现《农业纲要40条》”。象山县闻风而动,掀起兴修水利高潮,拉开了大跃进序幕。粮管所安排妥业务,由所长带队,自备农具参加林海乡赤坎大水库劳动。我那时25岁,年轻力壮,积极响应,早出晚归。
全区分别有百万方以上水库五座和十几处小水库上马,万余人上工地。人们不顾朔风凛冽、雨雪纷飞,热火朝天开展竞赛。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姑娘们“穆桂英队”旗帜与小伙子“赵子龙”队大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人们掘土挑泥打夯,健步如飞。挥汗如雨。宣传员拿着铁皮土喇叭来回高喊:“要当大跃进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到立夏,南庄区所有规划水库全部竣工;田畈相连的丹城也挖通东大河。南庄平原实现旱涝保收,干部社员莫不欣喜,原来只种间作稻(一块田先插早稻秧,过几天再在早稻行距中插晚稻秧,让稻子先后成熟)可以改种连作稻(水利肥料劳动力条件允许,一块田先全种早稻,待早稻收获再种晚稻),一亩田变成两亩田出产。
春耕插秧刚结束,中央统一部署发动全民剿雀运动,总指挥县长于华杰,县公安局长倪歧任副总指挥。
5月12日凌晨,全县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产,家家户户屋上插彩旗,人人手持竹竿、火药枪、洗脸盆、火油箱、铜锣等物,响器、鞭炮齐鸣,男女老小发出“嗬嗬”呐喊,赶打麻雀;吓得屋檐下、地畈上、河塘边的麻雀四散飞窜。广播宣传战果辉煌,捉住几千几万只,其实兴师动众没有捉住几只,大多数麻雀被赶进了深山。
《象山报》5月13日有一篇现在看来很滑稽的报道:“丹城小学师生1000多人在丹城西边摆开阵地,总攻开始,一只飞得精疲力竭的麻雀躲到河边草丛,被小学生虞才官生擒……师生一共捣雀巢6个、捉麻雀14只,另有神枪手吴生仁共发九枪,枪枪命中。”
接下来,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学习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各区乡在早稻收获前组织脱产干部和各农业社书记以“行田头”方式对早稻进行估产。因涉及粮食征购,乡粮管员和区粮管所一名所长必定参加。我是管业务所长,当然要参加。
乡干部为了政绩要把产量估得高些,而合作社支书总是说没那么高,一来一去像锯板。社支书怕估高了征购加码,口粮不够吃。按照政策,总产量留下种子、饲料,按每人360斤(稻谷)留口粮,其余一律由国家统购,不得私自买卖和隐瞒。事实是农民副食少,劳动强度大,360斤稻谷加工成大米只有260来斤,要吃360天确是不够;加上各户精打细算不同,每到次年青黄不接时总要闹春荒。国家不得不拨出一部分粮票去救济,这种救济叫“返销”。但往往是杯水车薪,且要层层上报审批,手续繁复。为吸取教训,农业社就采取“瞒产量”的办法来增加留粮。“行田头”结果各自肚里一本账。
早稻收割结束,粮管所驻各乡专管员对各社进仓稻谷统计,平均亩产在400斤左右;这已比上年度增产将近二成,然而不合上面胃口。不久,县委召集各乡镇书记会议核实产量,把产量问题上纲到拥护总路线、还是反对总路线,批评有的党员“离右派只有50米”。东陈乡乡长贺正澜同志先报亩产670斤,声明根据乡干部试验田推算。此公原是县供销社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性格内向、温文尔雅,说话慢吞吞,不会吹牛。林海乡不甘落后、报700斤,丹城镇报750斤,半路跳出农业无名小卒、以渔业为主的爵溪镇报800斤,超过丹城镇。丹城镇委书记坐不住了,起身到县农业科办公室一转,就向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王化祥说,上午镇里全面清仓核产,亩产量增加到860斤。
这样的你追我赶、还不能使县里满意,要求回去再进行一次认真核产;但核来核去不如人意。县委决定以搞运动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瞒产”斗争,区为单位集中合作社支部书记办学习班。
南庄区学习班放在区委叫“小东洋”的一座大房子里,集中农业社书记和党员共60余人。大查合作社与生产小队的瞒产行为,采取人人过关办法,对思想不通者小会帮、大会促。东陈乡马岗支部书记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癞头”,思想不通,被宣布“隔离反省”关押起来;该乡一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强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坚持,乖乖地在党委确定的产量表上签字。南庄区早稻一季亩产上了800斤,为以后高征购埋下伏笔。接下来浮夸之风借“拔白旗”、“插红旗”越刮越猛。何谓“拔白旗”?谁要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怀疑,就组织上采取措施、撤职;而谁能跟着浮夸的、提拔到领导岗位,叫“插红旗”。广播、报纸天天宣传“一天等于20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科学家钱学森在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田上的太阳光能30%,稻麦亩产量就可达到4万斤。”接着,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1.7亩小麦亩产5100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8月1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60斤。一时丹城街头“学麻城、赶麻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标语铺天盖地;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号召“实现亩产吨粮县”。8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一块试验田稻谷亩产130434斤10两4钱;更离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县亩产蕃薯100万斤、水稻亩产5万斤。
粮管所每年要收购蕃薯运往城市供应居民,一个麻袋只能装90至100斤、100万斤就得装1万余袋;若堆到一亩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层楼那么高。学习时我说过不可信的话,当时大家和我一样认为是吹牛。不料以后因此惹祸,此为后话。
《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大批“条件论”、鼓吹“人定胜天”,继续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县委要求各区、乡书记挂帅“移苗并丘”放卫星,即把别处同一品种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块施有大量基肥的田里,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说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多株多穗出高产”。不许社员反对,强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并丘”。大片本来长势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块田,钉上木牌、写上“××卫星田”。
象山县委的卫星田,在南庄白鹤庙农场。移苗完成后,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着一位小姑娘,以示这块稻子产量之高。照片向各新闻单位发出,记者是朱华庭。后来老朱说“下面放了凳”。其余各乡的卫星田都照县委的样子。由于植株密不透风、茎叶发黄,发动众多女社员手执芭蕉扇“扇苗通风”;终因违反事物客观规律而受惩罚,全部腐烂、颗粒无收。明明已经劳民伤财、鸡飞蛋打,还要猛吹牛皮。大徐区农业书记樊敬道的“卫星田”在没有腐烂时,报了亩产2000斤。县里王副书记就说:你的名字就是“万斤稻”(樊敬道谐音),就报1万斤吧。象山最大的一颗卫星,是墙头区委书记叶树春的亩产16万斤。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10-23 07:3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