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应元“山阴蒋旭”印面及边款

《浙江宁波府象山县舆地图志》局部

    夜宿石浦，于“酒吸港”畔读到“印迷”林乾良先生所著《印迷丛书》上卷《印迷藏印印话》之《余应元文武全才》一文，恰如巧遇同好故交，难免心有所述。
    林老所藏“山阴蒋旭”白文印，引我注目的不仅是其“有意无意之刀法，颇得理趣之分朱布白，灵气隐隐透出”的佳作印面，更是堂堂居中充满浓郁文人书卷气息的秀逸的四面行楷边款。其文如下：“乙亥年，余从戎始来甬上，驻防石浦。兵其少弭，有鼓武林之棹，适与东初仁兄旧雨丛谭。命制章，聊志石旁，守白。”综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广印人传》和《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等典籍资料所载： 余应元，字守白，清末江都人，由县佐从戎，殉节浦口。善刻符，早岁好为绮丽之诗；蒋旭，字东初，清末山阴人，客鄞多年，又客通，工书擅画。性豪迈，结交尽知名士，座客常满，有北海风。
    此印不但记载了余应元石浦之行，而且还是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之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899年2月，意驻华公使马迪纳（Renatode Martino）向清廷索租三门湾。当时，举国反对，康有为愤然赋诗《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断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清廷权衡利害再三，决定迎战，基于“水师固难争雄”和“扼之于陆，自是稳著”的考虑，一方面起用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圭，统率海军诸舰南下御敌；另一方面多次电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严加戒备，相机制敌。刘树堂奉檄制定“诱敌上岸陆战制敌”方案，命提督李福兴率两浙新中军驻防石浦，指挥部设在石浦城隍庙，还亲临阅操；又奏派钟念祖带队赴甬，驻防石浦昌国卫。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余应元心存为国捐躯之大义，依然由县佐从戎，到石浦驻防，迎战意军。最后，他殉节浦口，也可以说较完美地自塑了“重义轻生，亡躯殉节”的儒家传统文人形象，这大抵符合从戎的初衷。
    对于意索租三门湾，有人指出非仅三门湾，还包括象山港及沿海。此种说法，应是有所依据，惜未见出处，然象山作为清廷调兵设防重点区域和石浦作为抗意主战场，这是毋容置疑的。我曾见一书商藏持当年五月象山县知县邵同珩呈清廷专绘的套色地图《浙江宁波府象山县舆地图志》，因索价甚高，故不可得。该地图与现在的象山县地图基本相似，长为78厘米、宽为45厘米，海洋、岛屿、陆地水系、海防、居民地、交通网、境界等地图要素标注详明，从左至右分别在图两侧空白处有如下文字说明：山踞高城，负之为固，海潴巨浸，阻之为深。昌国、石浦当南面之冲，爵溪、钱仓跨东隅之会，左游仙右南堡，赵岙拊其背，陈山扼其喉；县治，西北至郡城二百七十一里，东西广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九十里。东至鄞县境八十里以东，殊山为界，西至台州宁海县境一百里，以盖苍山为界，南至台州宁海县境一百九十里，以秋芦门海港为界，北至鄞县境六十里，以乌屿山为界。东南至海岸三十里，西南至台州宁海县境一百五十里，以渔溪海港为界，东北至鄞县境七十里，以鄞港中翁山为界，西北至奉化县境六十里，以鄞港白石山为界；钤辖，陆凡有泗洲头、关头、爵溪、钱仓、朱溪、海口、涂茨、西周、昌国、石浦二十三台等处，水凡有湖头、龙屿口、淡水湖、旦门等处，向有象协左右千把专防，俱系隘口；南田在石浦之南，周围八九十里，四面滨海，其三面俱大洋，惟北面与石浦相距稍近，隔水程十有余里，其地凡一百八岙，有斗底、虾岙、乌头、青后城、壶底等名，最高者名大佛头山，为海中十洲之一。由珠门港入口，有小岛叠并海面者，即三门湾也。其中涂平坦田多膏腴，而四围岛屿丛杂，亦复可以设险，实为浙东洋面要隘。光绪二十有五年岁在已亥五月，署象山县知县邵同珩谨呈。地图在战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管子》：“凡兵主者，必先牢知地图。”如此详尽的舆地图，恰在那时绘制，想必应与意索租三门湾有所联系。
    根据边款“乙亥年”与“兵其少弭”等关键词推断，该印应刻于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意索租三门湾事件平息后。意索租三门湾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是19世纪末中国抗争西方列强瓜分的一次少有的不战而胜的完胜，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众列强瓜分中国即起效仿之风、阻止了外交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挽回了民族尊严和增强了民族自信。对于此，梁启超还在1901年的《清议报》评论道：“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为索三门湾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 大概是时间的缘故，对于这段已被尘封的却真实发生在象山石浦的全国性历史事件，这里的人们显然对其重视不够，大多已不再记得，就连重刊的民国版《象山县志》卷九史事考也将其发生时间误载为光绪二十四年，且语焉不详。当前，石浦旅游方兴未艾，如能充分挖掘该事件独特的人文资源，结合山海旅游资源，定能增添不少亮点和看点，留住游人。
    战事平息，余应元在去杭州的船上恰遇好友蒋旭，此时他心生由衷的喜悦，压抑的愁云一扫而光，终于可以和老友畅畅快快地谈战事、谈诗文、谈书画等。自然而然，他将这种心情表现在为蒋旭治印中，每一刀不缓不急，每一根线条温温尔雅，白文里流淌着的是甜甜的茶清香。对于余应元为何突然由县佐从戎，到石浦驻防的原因。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史料，不能准确地推断，只能大概地猜测：他很可能由好友蒋旭举荐给钟念祖。原因有：蒋旭与钟念祖同为绍兴名士，两人有共同的文人爱好，且蒋旭“性豪迈，结交尽知名士”的性格，他不可能不认识钟念祖。当钟念祖被奏派带队赴甬布防时，他急需选调大批战事所需人才，蒋旭自然而然将文武全才的好友余应元推荐给乡党钟念祖。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有载：“钟念祖(1832～1899)，字厚堂，清绍兴会稽人……二十四年(1898)，意大利军舰窥视浙江三门湾，海口戒严。浙江巡抚奏派念祖为宁(波)台(州)温(州)行营营务处兼统台防，念祖全力筹划布防，意舰知有备而退去。旋以积劳致疾请假回里，卒赠光禄寺卿。”不知何故，《绍兴县志资料》也误载事件发生时间，真是“沧桑变幻，物是人非”。另外，被誉为象山六大书院之原昌国养正书院也是由钟念祖申报浙江巡抚，设立在原象山右营都司署。有了这种猜测，顺理成章便有了余应元与蒋旭相遇在去杭州的船上，顺道他们同去探访积劳致疾请假回里的钟念祖。
    百年之前，一个拿着刻刀的书生怀着一颗为国献身的心，来石浦抗击外辱，很快他又走了，只留下一方印章。百年之后，这里潮起潮落的岁月似乎带走了一切，连同石上快要生锈的文字，可隆隆的战鼓，仿佛依旧响在耳畔。（白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