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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前,明王朝实行最严厉的海禁政策,王直的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宁波双屿岛(今梅山岛和六横岛)却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岛,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当时欧洲处在蒸汽机发明前200年,日本有66国争雄,嘉靖年的明王朝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率大军捣毁了双屿岛。对海上贸易执着的葡萄牙人,经蛇蟠岛向南转移到福建的浯屿港、月港,继续与王直集团合作。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贸易中心。此后,明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又将葡萄牙人赶到了广东珠江口。这时,都指挥使黄庆收受贿赂,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安顿下来,经商贸易。
500年前的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去攻剿双屿岛,而是打开国门,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压倒性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可能保持500年至今,鸦片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或可避免。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曾经开放海禁,晚年再次禁海。而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则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此时,距英国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强势地位的机遇,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五百年来的沧桑,我们不得不承认:曾经,中国人有机会把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曾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
二、从“勘合贸易”到武装走私――开放的大门渐渐关闭
明初以后,朝廷厉行海禁,同时实行古怪和有限的朝贡勘合贸易。即外国商人随“贡使”来到中国,由市舶司将其货物以“贡品”名义“朝贡”给朝廷,中国方面则把商品回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贸易的规模、利润、效率统统不计。嘉靖初为三年一贡,允许每次三条船200人。后因日本商贸使团间“争贡之役”,朝廷停止中日勘合贸易。同一时期王直集团冲破贸易壁垒,武装走私经商海外。王直先后居留日本20年,事业鼎盛时以平户为基地,称霸海上,屡败明军,称“徽王”。这一时期,王直承袭徽商传统风范,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史称王为“大明国的儒生”。王直学习日本语言文字,研究日本的商品市场,以信义取利。在王直麾下,也有一些日本人俯首听命于王直的调遣,学习经商本领。以诚待客,以信接物,以义取利的“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在今天的日本,还以画册、书籍、卡通和游戏软件等多种形式叙述王直的故事,在平户,有王直的住宅旧址供人观瞻。
三、关键人物王直:从徽商到徽王
500年前的这场对外开放之争中,有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就是王直,明嘉靖年徽州歙县人。史书描述王直“少任侠,壮多智略,乐善好施”。王直早年按徽州习俗经商服贾,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对外贸易使王直的财富迅速积累。明朝嘉靖年“片木不准下海”,官府的海禁与压迫,将渔农工商逼上绝路,中国沿海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王直在宁波双屿港为许栋集团掌管船队。及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王直收其余众,发展成为江浙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公元1550年,王直以靖海、剿匪有功,叩关献捷,请求松动海禁,通番互市,反遭朝廷偷袭和围攻。王直突围后逃亡日本,积蓄力量,两年后重返浙洋,在沿海商民支持下,攻城略地,威震江浙。王直在定海称净海王,又称徽王。官军莫敢撄其锋,浙直(“直”即现安徽、上海一带)闽广几不可支,张经、周珫、杨宜三任总督被先后撤职。尽管此时海禁依旧,但对外贸易却以武装走私的形式被延续着……
四、王直被杀 开放大门彻底关闭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明王朝在与王直武装集团的交战中屡遭失败,三易督帅,被迫改变策略,决定招抚王直。新任浙闽两江总督的胡宗宪受命谋划。胡宗宪释放在狱的王直的老母妻儿,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派使团前往日本宣谕并招抚王直。王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归顺朝廷,遣人赉疏胡宗宪“代为疏请通商”。疏文强烈要求明朝廷解除海禁,开市通商,并求都督职使,“使得稽压海上,开市息兵”。经多轮谈判,王直遂于公元1557年9月下旬率数千骁勇由日本驾舰回国,泊舟山岑港,不久往钱塘总督府接受招抚。胡宗宪以礼留居王直,随后上疏对王直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已变换嘴脸,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言其受王直贿赂而徇私。胡宗宪陷入危境,被迫交出王直。王直被捕入狱,公元1559年12月被斩于杭州官巷口。徐光启为王直鸣不平,说“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清人朱克敬在《边事汇钞》中评说“斩汪(王)直而海寇长,推诚与怀诈相去远矣”。王直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五、胡宗宪:开放之争的又一个天才冤魂
胡宗宪(1512-1565),明徽州绩溪人,嘉靖年官至兵部尚书、七省总督、加太子少保、少保衔。任上不畏豪强权贵,洁已奉公,持法正事,为整顿和加强北国边防屡建功勋,为整治藩王和平反冤狱恪尽职守。胡广揽人才,徐文长、戚继光、俞大猷等皆为重用。他博学深思,除著述多卷诗文奏稿,主编集定了《筹海图编》,记述明代中日关系,分省御倭,用兵、城守、剿抚、互市和沿海布防形势等,并附详图。此书点燃了当时中国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朝廷利用王直,并让海外贸易合法化,既可使海盗不剿自平,还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从今天的眼光看,此举乃依托明朝帝国强大的生产力,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国力持续发展并继续称雄于世界的强国良策。但此远见卓识不被愚顽的明王朝所取。胡宗宪成功招抚了王直,并上疏请求赦免,却又在谗言诬陷中被迫交出王直受死,最终形成东南海疆祸患加剧的格局。朝廷言而无信铸成大错,反由胡宗宪背负恶名。胡宗宪被权奸反复弹劾,再次下狱,辩诬无望,面对世态炎凉,愤笔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作《走狗歌》痛斥奸佞后引刃自杀。继王直之死,两位天才共同演绎了感泣天地的时代悲剧。胡宗宪之后,天才战将戚继光郁郁而终,天才文人徐文长疯狂自毁。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暴虐,忠奸不辩,冤狱不止。那是一个王朝没落和屠杀天才的时代。
六、王直功罪之争――延续至今的历史余音
对于王直的评价,史学界历来褒贬不一。否定的观点,认为王直本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贸易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没有填平他日益澎涨的欲望,反而愈加滋长了其海盗野心和政治欲望,公然与明王朝进行对抗。因为王直的部属成份复杂,他既广揽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类平民、流民和知识分子,也将流落海上的日本武士、商贾和浪人收于麾下。否定者因之定论王直由走私商人变为海盗,由海盗蜕变为“勾倭作患”的民族败类。肯定的观点认为:王直本是一位优秀的商人,并对早期中日民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后来走上“武装经商”的道路,完全是明王朝海禁政策和言而无信的龌龊手段逼迫的结果。所谓“勾倭”,实际上是流亡海上的少数日本人为王直效力卖命。这与后来的汉奸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相反。海外贸易是中华古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王直代表着推动文明进程的积极力量。两种观点的聚焦,是对促成王直由“商”变“寇”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明王朝“海禁”所起作用的认识有别。以王直之争为契因,衡量出史学家们的眼光与胸怀。论争的实质,关系到如何评价明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的走向,当世界的文明交汇演进时,一个民族应该如何面对历史给予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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