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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象山倭患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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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善心 所谓倭寇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正当中国元末、明初，在日本国内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流为海盗，“乘中国未定”大肆对我国沿海进行走私及劫掠活动。永乐十七年（1429年），明总兵刘江大破之于望海埚（今辽宁金县东北）歼寇2000余人，寇势渐衰。至明朝中叶，日本又进入战国时期（1467-1573年），一部分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海盗活动，倭寇又趋活跃。嘉靖二年（1523）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与细川氏的贡使在宁波争贡，乘机大肆焚掠。明政府一部分官员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停止与日本的贸易。而倭寇见中国海防空虚，卫、所逃军严重，兵员无一足额，甚至仅存一半，且多老弱，便勾结中国沿海土豪、奸商、流氓、海盗，组成走私和抢劫集团，其中往往“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倭患更为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杀达数十万人，除苏、浙、闽三省外，并波及山东、广东。 当时倭寇活动多在每年清明节后的阴历三、四、五月和重阳节后九、十月。 象山地处浙海要冲，更累遭倭患，其中尤为严重的有： 一、建文三年（1401年），倭犯钱仓，钱仓千户易绍宗抗倭阵亡。 二、永乐二十年（1422年），倭劫县治（时象山无城），县丞宋寘杀敌阵亡。教谕蔡海骂贼而死。 三、正德二年（1427年），倭船四十余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两千户所，又陷昌国卫。“所至积骸如陵。”备倭等官以失机被刑者36人，爵溪所以获贼首毕善庆，得免。 四、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结倭寇，劫石浦城，掳备倭把总白濬、巡检汤英，沿海焚略殆尽。 五、嘉靖三十年（1551年），倭破昌国卫，剽掠甚众。 六、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倭犯赤坎游仙寨，百户秦彪及弟汉（豸）等战死。倭又入爵溪，屠兵民数十，四方掳掠十余日始退。 七、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歙人汪直等集各岛倭夷，大举入侵，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四月，倭破昌国卫，百户陈表奋战死。倭据城五日，参将俞大猷率军击却之。 同月，倭别部又入游仙寨，转劫梅溪、李家岙、白石。攻爵溪未能下，又劫下庄、珠溪。 五月，倭入湖头渡，登龙屿及洋北、黄溪，掠子女，被杀者甚众。 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倭寇七十余人自钱仓、白沙湾入奉化裘村。又复登新罗岙、立木城以为据点，四处劫略，焚潘家坎、涂茨等村。县令毛德京、邑人钱文芳以民兵击之。海道孙宏轼至象山督战，倭走宁海西店。 五月，有贼新至，攻爵溪不克，转攻余姚。 同年，有闽贼（福建人而从倭者）数百人，由温、台至宁海，抵奉化，与象山贼（象山人而从倭者）合，过四明山，攻上虞、萧山，在钱清筑营垒，以为据守。 十一月，提督胡宗宪督海道副使许东望统麻阳（湖南西部，邻接贵州之县）土兵（实为苗兵）与战，斩贼500余级，余尽擒之。 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劫四都、关头，大肆焚略，杀20余人。次日，登东溪，由九都掠妇女、金帛后去宁海。 又有攻台州而战败的倭寇，分头劫象山、宁海、仙居等地，被台州知府谭纶擒斩大部，其余被参将戚继光追歼于海上。 经过这一次战役，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所招募的，由农民、矿工等组成的部队已编练成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成为抗倭的主力。抗倭形势亦开始好转。是年前后县令王厢得以招抚象山从寇之民数千，进一步削弱了倭寇势力。终于迎来了象山抗倭的决定性胜利。 十、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300余人，自何家榄（今名王家榄）登陆，据险为巢，树木营以自固。总督檄谭纶（时已升海道副使）剿之。谭纶与总兵俞大猷计议：侦得倭兵甚多，而今登陆仅300人，这是在试探我们。于是令大猷率舟师备于海上，而亲自率陆兵迎敌。至定海（今镇海），就准备立即进兵。部下将士请求：士兵长途行军而来，望休息三天，再进军。谭纶说：贼兵不到300，久驻掳略不去，是估计我们无兵。今闻我大兵四集，不逃而严加准备。应出其不意，立即进击。”於是下令进兵。 三月二十一日（癸巳），行军到马冈。倭寇的后续部队500人，自金井头而来。待倭兵近前，谭纶即调军先打击这一部倭寇。前锋接战之后，谭纶分兵两翼让出中间，而以精兵从中冲击，结果倭寇大败。谭进兵追杀，斩倭以百计（数百），后人遂称此地为“落头”（今称岳头）。有部分倭寇避入山中夜遁。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甲午），谭纶率军进捣何家榄贼巢，倭寇作殊死战。谭纶出奇兵从小路出击敌后，攻破贼巢。倭寇溃败逃入船中，谭纶纵火烧之，或俘获或斩杀，几乎全歼了这股倭寇。尚有逃至宁海的，谭纶会同参将戚继光又追杀70余，大获全胜。 这就是有名的“落头”之战。 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钱清一战尽歼象山从倭西攻上虞者，县令王厢在三十七年前后招抚象山从倭者数千，今又经次一战，象山倭患基本肃清。 十一、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犯象山西乡，谭纶以丁忧离任，海道副使王春泽与总兵卢镗定：王、卢及游击何本源为南路由奉化入象山；海道兵由大嵩入裘村，亦趋象山。五月初二日，与倭战于裘村，斩首157级（一说450级）。初四日，卢镗与把总黄应复，尽歼其余寇欲遁者于青龙港（在象山港内）。 不久，戚继光在台州一带与倭寇九战九捷，杀敌千余，其余焚溺而死不计其数。总兵卢镗与参将牛天锡亦破倭於宁波、温州。 是年九月，总督胡宗宪奏报：“我师前后俘斩1400有余，宁、台、温贼悉荡平矣！” 此后倭寇转入福建、广东。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东南沿海倭寇才全部肃清。 倭患解除之后，明朝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开放海禁，东南一带社会得以安宁，海外贸易及沿海工商业得以发展。抗倭战争的胜利实具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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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倭患考
有人认为：中国明代，日本国国小、世乱、兵不足，而不足以成为明王朝之患。
近来细读明史，更不敢苟同于此言。愿再以之而探讨。
且将明王朝几百年倭寇之事一一表述如下，由此可窥一二。
日本国，古称倭奴，唐时已有称日本。宋朝以前，通华频繁，所谓朝贡不绝。元初，元世祖遣赵良弼者招之，不至。后，令范文虎率十万之众征之，遇暴风，尽没其军。为后来之倭寇入侵留下借口。后，元帝屡招不至，遂与中华未再相通。
明洪武二年，日本王良玉寇山东，既而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又寇福建沿海郡。
洪武三年，朱元璋又遣使召之。日本王扬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
明洪武七年，倭寇再侵胶州。
明洪武八年，倭寇犯盘石。
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松门、金乡、平阳。
洪武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为都督刘荣率精兵所败。
洪武二十年，倭寇再犯象山。
明正统四年，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
明正统八年，倭寇侵海宁。
明嘉靖七年，倭寇之患，已成明王朝边防之要事。
至嘉靖二十六年，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倭患盛，虽设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力量之大，使守备之师制御为难。
同年十二月，倭贼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
嘉靖年，因避倭匪，明王朝施禁海之策。尽撤沿海镇守中官，并撤市舶。
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
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抗之不力，所至溃奔。
后，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倭自乐清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被杀掳者无算。
其时，两浙皆归倭，而慈溪焚杀独惨，余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乌镇、皁林间，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
后有，踞江北倭则犯丹阳及掠瓜洲，烧漕艘者明春复犯如皋、海门，攻通州，掠扬州、高耶，入宝应，遂侵淮安府，集于庙湾，逾年乃克。另有浙东之倭则盘踞于舟山。
嘉靖三十七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
同年，十一月，偻贼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倭寇陷兴化府，大杀掠。
嘉靖帝崩，隆庆帝登位，是为明穆宗。倭寇再破碣石、甲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谦、琼三郡境，亦被其患。
明万历二年，倭寇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石双鱼所。
万历三年，犯电白。
万历四年，犯定海。
万历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彭湖、东涌。
万历十年，犯温州。既而犯广东。
万历十六，再犯浙江。
至此，明人畏倭虎，倭气益骄。
后，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诸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因内乱，改犯朝鲜。[朝鲜为中国附属国，与侵略中国何异？]
秀吉攻朝，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后因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方平。
综上所述，终明之世几百年，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由此可见，倭患于中国，非一般流贼、小乱、短患可比也。
故吾辈之人，不可尽信于日本国史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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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 患”榷 疑
浙江省永康二中 吕继林
内容提要：“倭患”从根本上反映了海外贸易客观需求与政府海禁政策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增加。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使正常民间海外贸易受到阻碍，转而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特别是沿海的豪势巨商与沿海盗寇勾结，“真倭”与沿海豪商、细民联合，武装对抗政府而形成“倭患”。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整军平倭，解除倭患，特别的明后期海禁的松弛，使民间海外贸易活动部分得到满足，“倭患”最终解决。
关键词:倭寇 倭患 海禁政策
“倭寇”，原是对日本海盗的称呼，但这种“顾名思义”式的理解却显得有些表面化，有悖历史真相。实际上，“倭寇”的构成十分复杂。
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幕府无力控制各地“大名”，沿海“大名”经常派武士出海贸易和掠夺；一些失去土地的的无主“浪人”也经常劫掠与海上：出没于中国东南沿海，抢劫商旅，杀掠百姓，这些人被称之为“倭寇”（即“真倭”）。其实“倭寇”不仅仅是真倭，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也下海为盗，与“真倭”互相表里。更为重要的是东南巨贾舶主、地方豪强贪图走私贸易的高额利润“私通番货，勾引外夷”[1]，致使“倭患”严峻。1994年版《日本史大事典》载：
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身带有“日本侵寇”与“日本盗贼”意思，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是多样的，作为连续的历史事件的倭寇是不存在的。
参加过平倭的兵部侍郎胡宗宪《筹海图编》中说：“今之海寇，动以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写到“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实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由此可见，倭寇中以“中国之赤子无赖者”主之，他们依附“真倭”或以“倭寇”之名义在朝鲜和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
明之“嘉靖大倭寇”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嘉靖初期著名者有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其党徒有王直，徐海、叶宗满等；中期以王直为首；晚期以闽粤的张涟为代表。其中，王直最具代表性，他是著名的徽商，经营茶盐等，海禁严格后从事海上走私贸易。1552年在吞并了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以“倭寇王”自居。由于其通商要求遭到拒绝，便在浙东沿海从事劫掠，次年遭到官军围剿而无处容身，便逃往日本萨摩之松浦津，以五列列岛为根据地组织了庞大的船队，号“五峰船主”、“净海王”，不时前往宁波、泉州等闽浙沿海，以此为据点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确实有一批“真倭”受雇于王直集团。《明史.日本志》载王直“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史料证明嘉靖时期的“倭寇”中“真倭”反倒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2]
长期以来，倭患之所以被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是因为：倭寇侵扰东南，“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十分残忍，“积骸如陵，流星成川”，[3]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怒，这其中贪残者确实有一部分“真倭”，《明史.日本志》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4]同时王直海盗集团等也以‘倭寇“之名义混淆真相，以假乱真保护自己；加之明朝的平倭将领为矜夸战功而夸大敌情，将一般海盗升格为倭寇，以此“官兵利于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寇，以讹传讹，皆曰倭寇，而不知实中国人也”。[5]
“倭患”缘何形成？传统解释为明朝中后期海禁不严，防范失当所致。倭寇扰华最初由于沿海豪势之家负倭人之债款不予偿还而致外商坐索寻衅，《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载：
自罢市舶后，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海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
对倭患严重的传统解释为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如严嵩专权朝政不纲，海防松弛为外寇所乘。其实这是一种误区，恰恰相反，倭患的形成实为海禁过严所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6]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开国政府明令“寸板不许下海”。[7]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又“罢太仓黄渡市舶司”。[8]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复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9] 明政府“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10]使其失却生活来源。诚如顾炎武所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11]失却生计源泉的濒海细民还逃亡、潜往海外，史载“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12]除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它民间的海上私人贸易一概被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政府的海禁政策形成强烈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争贡事件”[13]使矛盾激化。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中日朝贡贸易关系。正常的中日贸易既然中断，民间的走私活动便取而代之。当时的走私对象主要是日本，走私货种涉及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器、水银、药材、书籍等领域。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嘉靖以前冒禁下海走私者主要是沿海小民与商人，为谋生计，秘密与外商在海上交易。嘉靖以后走私规模扩大，在闽浙粤巨商豪富操纵下，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持官府，包庇窝藏，加上沿海贫民与海盗结舶走私，上下呼应，海上走私贸易与沿海寇乱合而为一，采取武装对抗方式对抗官府，形成“倭患”。
“倭患”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难题。嘉靖二十六年（1547）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负责闽浙海防以备倭患，朱纨“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逮捕了李光头等几十名奸商舶主，枭首示众。他还上书朝廷“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乱源在于闽浙大姓通倭”。[14]其中“衣冠之盗”即沿海的大姓势家，他们一面向走私商人筹措造船经商所需资本，一面又提供自己的旗号供走私商船悬挂以逃避政府通缉。朱纨捕办通倭之富豪奸商，触犯了闽浙大姓，遭到闽浙籍京官攻击而罢官在家，最终悲愤自杀。朱纨死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15]寇焰更加嚣张。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被掳之妇女“昼则缫丝，夜则聚而淫之”。[16]野蛮的侵略行经激起沿海人民的无比义愤，政府遂决心倾全力平定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征讨，在王泾江（嘉兴北） 大破倭寇，斩首二千， “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17]后张经遭诬陷下狱。继任者胡宗宪设计诱杀了王直等海盗首领，但收效甚微，倭患如故。在平倭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戚继光与俞大猷。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充参将，他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为己任，招募金华、义乌矿工、农民之彪悍丁壮者充军，严格训练。“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九战九捷，平定浙东。平定浙东倭患后，进援福建，与另一抗倭将领俞大猷平定福建倭患。最后又平定了广东倭患，嘉靖四十三年（1564）平倭战争结束。[18]
平倭战争为倭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政治、军事保障。然而真正解决倭患的却是明朝政府逐渐放松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去世，继位的穆宗、神宗及其辅政大臣都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灵活的贸易政策。海禁的松弛，海上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倭患”最终烟消云散。
综观“倭患”始末，可以得到结论：“倭患”从根本上反映了海外贸易客观需求与政府海禁政策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增加，而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正常民间海外贸易受到阻碍，转而进行海上贸易走私，特别是沿海的豪商与沿海盗寇勾结，“真倭”与沿海豪商、细民联合，武装对抗政府而形成“倭患”。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整军平倭，解除倭患，特别的海禁的松弛，使民间海外贸易活动部分得到满足，倭患最终解决。
注 释：
[1] 《明武宗实录》，卷149。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寇乱》载：汪直者歙人也，从事亡命走海上，为舶主渠魁，倭人爱护之，倭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其魁皆浙、闽人，善设伏，能以寡击众，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而汪直为最，徐海此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余帅。列近洋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黄岩；四散象山、定海诸处，猖獗日甚，……浙东骚然…
另见 ：《明史》卷205《胡宗宪传》所附王直小传
[3]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4] 另见《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所载“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
[5] 其时政府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升三级或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可升一级或赏银五十两。
转载于：樊树志《国史概要》3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6] 《玄览堂丛书续集》之《虔台倭纂》（上卷）
[7] 《明史》卷205，《朱纨传》
[8][9][10] 《明太祖实录》卷49、卷139、卷159
[1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
[12] 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
[13] 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转载于樊树志《国史概要》33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另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寇乱》
[14] [15] 《明史》卷205，《朱纨传》
[16] 朱九德《倭变事略》
[1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寇乱》
[18] 《明史》卷212《戚继光列传》
另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参考文章：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戴商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指出：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参考书目：
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