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哲学家。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福建泉州老子塑像）。
山西平遥古城内的“观风楼”。鲁枢元摄
演讲人：鲁枢元 地点：台湾东吴大学
鲁枢元 出生于1946年1月，河南开封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心中的旷野》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风”是一个古老的汉语常用字，却又隐藏着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由这个“风”字辐射的语义场，曾经覆盖了炎黄子孙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层面，并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代的生态文化精神。“风”的语义场所显示的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为重整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建设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促进人性的健全发展，提供一个有益、有趣的启示。
德国语言学家W·V·洪堡特曾把语言看作“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同一的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我不知道世界上众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中，有没有这样的个案：仅仅一个字，一个词，就能够体现出这一民族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并近乎全面地展现这一民族的传统文化风貌。
如果要从我们的汉语言文字中寻找这样一个字，那么，我愿意推举出“风”字。
“风”，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常用字，又是一个拥有旺盛“生殖能力”的“根词”，1979年版的《辞海》收录了以“风”字打头的条目204个。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造性地发明并使用了“风”这一汉字，赋予了“风”字以繁多的衍生义、派生义、象征义、假借义、隐喻义，从而形成了一个由“风”字构成的语义网络，一个活力充盈的“语义场”。
“风”语义场的结构层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风调雨顺的风、世风民风的风、风骚风流的风、高风亮节的风、风水望气的风、感冒伤风的风，都是那个古老汉字“风”的衍生物。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将“风”的语义场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自然层面
在中国古代，“风”的本义与现代的通常用法大体一致，指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即刮风下雨的“风”、风吹日晒的“风”。古人解释这种自然现象的成因与现代也颇为相近，《庄子》中说“大块噫气，其名曰风”，“风”是大地的呼吸；《淮南子》进一步解释说：“气聚一方，流而为风”，“风”即“气”在天地间的流动。
殷商卜辞中许多关于风的记载，表明我们的古人对风的习性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全面的把握。如：风有空间性，即所谓“八方之风”；风有时节性，即所谓“四季之风”。不同方向、不同季节的风的性质不同，对植物和动物生长的盛衰、损益也大为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个早熟的农业社会，对于自然界的风有着悉心周到的观察、区分和理解。可以说，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一个“土民”对于风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胜过当代大都市写字间里的“白领”。
但在先秦时代的中国古人看来，“风”，并非单纯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天”的情绪和意志。
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不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是由天地自然孕育化生而成的，“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与自然原本就是一体化的。因此，大地上、天空中的“风”，也同样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体之内。人体内有风，人体内的“风”与天地间的“风”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感应。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别开生面的创举，并成为“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黄帝内经》讲：人体的“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密切相关，人体中的“气脉”与“天气”、“地气”之间的冲突、失调，是造成各种疾病的根本原因，中医谓之“伤风”、“中风”——或“风湿”、“风疹”、“风痹”，或“疠心风”、“产褥风”和“白癜风”。为此，传统中医学中还专门设立了“风科”。“风池”、“风市”、“风门”、“风府”都是中医针灸学中标定的重要穴位。
（二）社会层面
与现代工业社会不同，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界中的“风”，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风的方向、时节、强弱、干湿不同，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收成的好坏，影响着国计民生。看一看殷墟甲骨文的大量记载，不难发现“风”和“雨”对于那个时代的意义，差不多就等于“石油”和“煤炭”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动荡、战争与和平。
在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唐宋明清，“风调雨顺”就意味着“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太平盛世”。于是，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道德崇尚、文化习俗也全都和“风”字联系在了一起，被称作“世风”、“民风”、“风俗”、“风情”、“风土”、“风气”、“风化”、“风尚”；甚至，一个朝代的国家法度、朝廷纲纪、民众心态、政府吏治也都被笼罩在“风”字头下，如“风宪”、“风裁”、“风纪”、“风教”等。自然界的“风”便因此拥有了社会学、政治学的涵义。史书记载，秦汉以来，帝王巡幸，“车驾出入，相风前引”，排在仪仗队最前边的就是“相风”，一个类似如今“风向仪”的东西，由此也可以见出“风”对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由于“风”与社会的盛衰、朝廷的安危、家族的成败、人生的否泰有着如此密切而又精微的关联，因此“风”被赋予了神秘含义，并且由此造就了一批靠“风”吃饭的“社会工作者”，拓展出一些以“风”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知识、专门技术，那就是“风角”与“风水”。
“风角”是观风占吉凶，占风者可以从风的来向、强弱、燥湿、清浊、寒热、声响、明晦辨认出是“祥风”还是“妖风”，是“和风”还是“灾风”，是“政体清明风”还是“刀兵将至风”等等。对风的观察研究成了社会政治的预测系统。
“风水”，古代又称“堪舆”。在中国古人看来，“风”和“水”是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因素，居住环境周围的“风”和“水”对于人的生理、心理乃至家庭生活、家族命运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还可以通过祖宗的埋葬地作用于子孙后代。
如今“风角”已经失传，“风水”仍在盛行。
（三）艺术层面
在中国古代，“风”与音乐歌舞、文学艺术的联系源远流长。
最显著的例子是《诗经》中“国风”的命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诗总六艺，风冠其首”，钱锺书先生阐释说，《诗经》中的“风”，从本源上说是风土风情，从体制上说是风咏风诵，从效用上说是风谏风教，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民歌……一个“风”便将一部《诗经》的渊源、体用全都包括在内了！《诗经》中的《国风》加上《楚辞》中的《离骚》共同合成的“风骚”一词，在中国竟成了“文学才华”的代名词。
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音乐歌舞集中体现了彼时彼地的风土、风俗、风尚、风情，“风”便成了一个地区“民歌”、“民谣”的代名词。历代官方都设有“采风”、“省风”的专门机构，“采风”就是对一个地区民歌、民谣、民谚、民俗的收集整理。“省风”，是通过对民间歌谣乐舞的分析鉴别来把握民心民意，并及时加以疏导宣泄。音乐歌舞、文学艺术既能通天地自然之“风气”，又能通世事人心之“风气”，甚至还能调养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气脉”，就像刘勰所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
“风”的语义场辐射到音乐、歌舞、诗词、绘画的诸多领域之后，便衍生出许多“风”字头的文艺学和美学的术语，如“风雅”、“风致”、“风趣”、“风韵”、“风骨”、“风格”等等。在中国，“风”字成了历代文人墨客最偏爱的字眼之一。
（四）人格层面
最典型的例证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术语：“魏晋风度”。
在《世说新语》、《昭明文选》等典籍中，以“风”表述人物性情、品德、胸襟、才智的话语比比皆是，如：“风概简正”、“风仪伟长”、“风神高迈”、“风标锋颖”、“风格峻峭”、“风姿端雅”、“风度简旷”、“风趣高奇”、“风操凝峻”、“风鉴澄爽”……被赞誉的人物有曹植、嵇康、阮籍、谢安、王羲之等等。
前边我们提到，中国古代哲学认为，“风”是既可以存在于个人体外，又可以存在于个人体内的，被分别称作“外气”和“内气”。存在于体外的“风”，即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天气、地气、风土、风俗、风化、风尚；存在于体内的“风”，即作为人的生命主体的生气、精气、神气、脏腑之气、营卫之气。所谓“八风之序立，万民之性成”，讲的就是作为“风土”的外气对于人性的影响。所谓“养吾浩然之气”，则是作为“精神”本原的内气对于人的心灵的作用，目的在于培养自己的“风操”、“风神”、“风德”、“风情”。内气、外气的交互作用，对一个人的气度、姿态、仪表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江南秀丽的“风土”，东晋偏安的“世风”，加上一代知识分子自觉的“养气修身”，才终于造就了彪炳史册的“魏晋风度”。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风调雨顺的风、世风民风的风、风骚风流的风、高风亮节的风、风水望气的风、感冒伤风的风……归根结底都是那个古老汉字“风”的衍生物；“风”的语义场辐射到中国古代哲学、农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风水学（现代人则谓之“生态建筑学”）的各个领域，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将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生气充盈的系统,从而体现出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高度的有机性与整合性。
“风”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
“风”的语义场就是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系统”，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生存大智慧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汉字中，为什么恰恰是这个“风”字，能够如此完整而又形象地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
我认为，“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一特殊地位，应与中国古代以“气”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日本汉学家小野泽精一主编过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该书在系统探讨古代中国“气的哲学”时，首先从“风”与“气”的关系入手，可谓独具慧眼。该书开篇指出：“如要在殷代探求遍满于天地之间变化着的，与生命现象直接相关的气概念的原型，可以认为，那就是风。”这样的表述还可以再周全些：“气”，正是从大量存在的风的现象中归纳出的一个哲学术语，而气的术语的出现则又将风的各种存在纳入一个有机完整的宇宙图景之中。也许可以说，“风的语义场”就是“气的现象学”。
在中国先秦哲学中，“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生万物”，生出的不仅是自然界的万物万象，这里的万物也包括人与人类社会。中国农民讲“岁时节气”，中国政治家讲“气数气运”，中国宗教家讲“行气服气”，中国文艺理论家讲“文以气为主”，以及中国医学讲“理气安神”，气的存在普遍地渗透、贯穿在中国人的一切行为与活动中，从人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社会活动、信仰活动到审美活动；从人的本能行为、生产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到艺术行为。
如果非要给“气”寻找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替代物、象征物，那就“风”。
“风”就是流动衍化着的气，而“气”也就是静止凝聚着的风。“风”成为气在现有世界周行不殆的“替身”。如果套用一下西方现象学哲学的术语，“气”就如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在”（Sein）——一个原始的、唯一的、隐秘的存在；而“风”则是“存在者”（das Seiende）——即“在”在当下异彩纷呈的现身。
以上是从哲学的意义上的解释。
我们也许还可以从生态学的知识空间进一步探讨，“风”的语义场本身就具备了一个高级复杂系统要求的诸多要素。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牛文元在其《生态系统基础》一文中指出：一个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流动。“风”的语义场中的“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也是一种能量、一种力量；非常巧合的是，“风”在汉语言中还往往呈现出强烈的“信息性”，如风声、风头、风闻、风行、风言风语、风吹草动、风声鹤唳、雷厉风行，无不意味着信息的发布、传递、与接受。中国古人认为，一年中不同时节都有一种风来预先报导花开的信息，叫 “二十四番花信风”。此外，也还有“麦信风”、“鸟信风”的说法，“风”的信息性资质不言自明。
对照当代生态学家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风”的语义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系统”,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生存大智慧的生态系统，一个展现了中华古代文明辉煌景观的生态系统。
“风”的蜕变及文化生态意义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从天、地、神、人的大系统中被剥离出来，成了外在于人的自然现象，成了外在于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物理现象。
下边，让我们探讨一下重提“风”的语义场的现实意义。
洪堡德指出：语言，甚至一个词的使用，往往以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甚至为这个民族的某个重要时代奠定基础。古汉语中的这个“风”字，就具备这样的意义。
汉字“风”的语义场表达了中国古代这样一种世界观：天人合一。自然的、社会的、人类精神的及个体人格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活力充盈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自然法则与社会准则同一，人类主体与自然万物共存，人间道德与天地节律相应，人性内涵与宇宙原理互通。这是一个质朴和谐的统一体，也是一个有效运转的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也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这种原始的统一和谐状态渐渐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与自然、人身与人心、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与对立，这一时代的转换，在“风”的语义场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不再与国家兴亡、社会盛衰、家族成败、人生否泰发生什么必然的关联；“风”也不再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动因与表征；风水、风角被视为巫术迷信；省风宣气也不再作为政府规定的制度，国民经济的规划不会再考虑风的方向与干湿；生活在空调房间里的现代人对于风的四季变化早已丧失了敏感；文化人的风操、风仪也远远没有职称、年薪来得重要。
在现代中国文化中，“风”的语义场已经逐渐塌陷、萎缩，失去了往昔普遍的张力。汉字“风”的语义场塌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一元化的“气”哲学的解体。汉、唐、宋以来，气的实体化、客体化在王充、柳宗元、刘禹锡那里已经初露端倪。明代的王廷相断定“气”为“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已经接近现代物理学中所讲的“气体”。
中国学术界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中的“气”范畴、全面接受近代物理学中的“气体”概念，应该说是由清代晚期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完成的。他在其《名学浅说》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的“气的哲学”统统斥之为“老儒们”荒诞不经的“梦呓”，而重新将“气”界定为一种“其重可以称，其动可以觉”的物质状态，如氢气、氧气、氮气，以及空气、水蒸气、碳酸气等。在这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终于被西方现代物理学中的“气体”或“空气”所替代，“风”于是也仅仅成了“空气的流动”。“风”被从天、地、神、人的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剥离出来，成了外在于人的一种自然现象，成了外在于人的精神活动的一种物理现象。
相对于古汉语中的“气”和“风”，“空气”是一个现代科学概念，“空气动力学”是一种现代科学理论。现代人正是在这样的概念和理论的指导下，把“气”和“风”全都当作任由自己操作、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进而制造出“蒸汽机”、“内燃机”、“空气压缩机”、“空气分离机”、“喷气式飞机”、“喷气式轰炸机”等，并因此迅速改变了整个地球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即常言所说的“社会进步”。空气对气的取代，空气动力学对风的取代甚至还被看作“思想的进步”、“哲学的进步”。这样的结论怕是过于简单了。
语义的歧变，实质则是两种世界观的置换，即农业时代世界观被工业时代世界观置换。这个置换的过程，并不像以往人们坚信的全都是进步，而是有进有退、有得有失的。前者虽然原始、暧昧，却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交融互生的有机体；后者虽然客观、明晰，却把人与自然间离开来，在把世界数量化、实证化的同时也大大简约化了。前者虽然“落后”，却也曾经以“圆满”、“灵便”的方式参与了人类历史的营造，甚至为“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奠定基础”，并使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数千年。后者虽然“先进”，给人类带来了丰盛的物质财富，却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严重地损伤了人类精神的健康和谐，使地球生态系统在短短300年里便面临整体崩溃的危险。
即使单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将“气”变成“气体”或“空气”，将“风”变成“空气动力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现代社会对汉语言的做出的简约化、实证化、专业化、固定化的处理，即所谓科学化、技术化的处理。经过这番处理，“气”和“风”的语义虽然被高度明晰了，却被抽去固有的生机、被挤榨掉原本的诗意。与此相似的蜕变还有：“天”变成了“天空”或“天气”，“大地”变成了“地球”或“地产”，“月亮”变成了“月球”，“星星”变成了“星球”。不知诸位是否注意到，现在的媒体说到“眼睛”或“目光”喜欢将其说成“眼球”——不再说吸引目光，而是吸引眼球。在这一蜕变中，语言的审美属性被大大缩减。——以前若是赞美一位姑娘，说“你的眼睛像月亮”，那就是诗，就是美；如今要说“你的眼球像月球”，诗和美将荡然无存。新近，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语言的简约化、专业化趋势愈演愈烈，汉语言中出现大量洋文字母的缩写：WTO、GDP、DNA、NBA、CT、CI、VCD、DVD、CCTV、CSSCI……距离汉语言的本源愈来愈远。在技术社会里，简约化的语词可以被便捷地实用、被大量复制，然而却愈来愈丧失了语言的自然属性，丧失了语言的精神生殖力。
如果单单是语言的问题，人们或许尚可泰然处之；严重的是，语言的每一震荡总是关联到人的世界。语言与自然的割裂催促了人与自然的疏离，语言的偏执导致人类社会生活的失衡，语言的简约化酿成当代生活风格的粗鄙化，语言的干涸造成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萎缩，语言的衰变招致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的败落、语言的塌陷甚至还加速了生态系统的崩溃。如此种种，即现代人面临的日趋严重的、整体性的生态危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世界观渐渐在人类生存危机的困惑中浮出水面，那就是“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也就是“生态学的世界观”。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的不少学者把“后现代”称作“生态学时代”。与强调差异、对立、冲突的机械论时代不同，生态学时代强调的是综合、平衡、和谐。而由“风”的语义场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其高度的有机性、整合性、生生不息的绵延性，充溢着浓郁的生态文化精神，正可以作为人们创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
生态和谐是一种审美的和谐，较之概念的和谐、逻辑的和谐那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更理想化的和谐，更人性化的和谐。当代生态美学肩负的一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任务，就是重新整合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弥合技术科学给语言造成的分裂与疏离，滋润极端的理性主义给人性造成的枯萎与贫瘠，从而拯救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鉴此，充满生态文化意味和审美文化情趣的汉字“风”的语义场，也许会成为一个有益的参照、有趣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