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幕后的故事 （转贴）
庆典倒计时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看上去，他着实显得有点疲倦。
新中国成立已经进入倒计时，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无暇顾及休息。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点。
在毛泽东夜间伏案工作时，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再三提醒他早点休息。毛泽东只是口头答应休息，并没有离开办公桌半步。这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人员，叮嘱他们说，主席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一定要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警卫人员放下电话，又到毛泽东办公室，把周恩来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毛泽东才停止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虽然毛泽东略显疲劳，但他疲倦的脸上掩盖不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为此等待了多少年！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动了10分钟左右，便回房休息。平时，他一般是下午3点钟起床，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叮嘱警卫：“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当时针指向1点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站在床头轻轻地喊道：“主席，到1点了。”
毛泽东听到叫声，立刻坐起来，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这时，警卫员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左手端茶喝了一小口，右手习惯地抓起床头的报纸浏览起来。
平时，毛泽东起床后，都不会立刻下床，至少要在床上待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是例外，要参加开国大典。所以，起床一会儿，他就下了床，并很快刷牙、洗脸、吃饭。一切完毕，毛泽东穿上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套礼服，是由王府井一家服装店做的，师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门剪裁服装。礼服的款式设计是中山制服，料子是绿色美国将校呢。
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步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宣布就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勤政殿，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典礼。
在离开勤政殿之前，生活秘书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休息一会儿，按时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在一旁的周恩来总理说：“这就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
大家有说有笑，很快汽车就驶出了中南海，直奔天安门城楼。
国旗升起的背后
为迎接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心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
是年8月9日至14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旗杆。
赵鹏飞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开工后，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做了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开始时，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 本帖最后由 大海-渔村 于 2007-10-7 16:51 编辑 ]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大家更加焦急了。见此情景，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两人。兄弟俩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
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但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点正，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28响礼炮的由来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门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７门炮，故鸣放７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３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２８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了，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34秒一发，放了五六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飞行中队加入阅兵式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蘸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
随着国庆在即，周恩来就想，如果能让这个中队参加检阅，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朱德、聂荣臻等驱车前往机场（西苑机场）。他们下车后，仔细看了看每架飞机，然后问飞行员：“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坐下来。
不一会儿，9架“野马”发出隆隆的巨响，沿着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人群中一位飞行员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跑道上停放的两架蚊式飞机。这两架飞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好的。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可飞，飞机编队没问题。”
飞行员你一言，我一语，恐怕落在别人的后面。
1949年9月23日，由17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编队，在天安门上空，做检阅航线实验飞行。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非常适合飞行。
飞行员们起了一个大早，纷纷赶到机场做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十几架飞机腾空而起，直穿云霄，飞经天安门上空，一切都非常顺利。
这一天，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正热烈地讨论建国大计，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
“好像是飞机。”有人轻声地说了一句。
有些代表坐不住啦，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侧身向外看去。
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被震得嗡嗡响。
正当大家忐忑不安之时，周恩来满脸春风地走了进来，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
代表们一听，心情立刻放松，激动地鼓掌。
10月1日，开国大典开幕那一天，天还没亮，飞行员们就来到南苑机场，整队集合。另外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金黄色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下午4点正，开国大典检阅开始。
随着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停在跑道上的17架飞机咆哮而起，缓缓升空，直飞天安门方向。
4点35分，天安门城楼附近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这声音划破了广场的沉默和宁静。
广场上的人群突然欢呼起来，大声喊道：“是我们的飞机！”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了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好似在向飞机示意。
飞机组成“品”字形，依次通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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