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张为礼 发表于 2011-12-17 09:32

<凋零>连载之十九

36(上)

凌云到了R大学以后,她的“监督劳动”身份自然也跟随她而去,这种身份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她当然也在R大学新闻系的图书馆里劳动,整天地做些整理、收集资料,打扫卫生等杂务劳动。另外,当局还安排她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因为她此时既不是学生,更不是教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个“另类职工”了。既然是职工,自然就不能再与学生们住在一起,当然也不能让她享有与其他职工同样的待遇,但供她睡眠的地方总还得要安排的,所以她就有了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间。其实,这间房间是楼梯的底层,原来是摆放拖把、扫帚之类杂物用的,现在却“升格”为“职工宿舍”了。凌云当然不会去计较这些,有了这个小天地,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休息,可以睡眠,也可以海阔天空地去思考,去探索,这就够了。她此刻对生活难道还有什么奢望吗?
她初到R大学时,自然会想起她此前结识的令系铃,因为她是R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说不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会意外地邂逅相遇,因为R大学的规模并没有像北苑大学那样大,学生也没有像北苑大学那么多,但这种“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生。其实,她也并不急切地希望想见到她,说不定相遇会给她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不碰见为好。再说啦,就是相遇的话,她们难道还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吗?还能说出各人自己的心里话吗?这种相遇不相倾的会见其实也多大意思。她当然不敢去向陌生人去打听令系铃的有关消息,免得人家疑虑或如临大敌似的,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必要。她初来乍到,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她不会去这样鲁莽从事。不过,这个“意愿”还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到了。那天,她在校内的一条大道上行走时,正遇到路旁有一对男女学生在切切私语,虽然声音很轻,但还是被她听清楚了:令系铃被秘密逮捕了。这个意外听到的消息当时确实令她一怔,原来她也遭到章天迅同样的命运,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不到她的人影。
她在来R大学之前,也已经得知章天迅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她当时真为章天迅担心,不知他在逮捕以后会遭遇到怎样的严厉的惩罚?要被判刑是肯定的,五年还是十年?更叫她揪心的还可能要被押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整天与大沙漠打交道,其悲惨的情景可想而知,说不定连生命都还要搭上。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想,今天的右派犹如放在肉墩上的“肉板”那样,是任人宰割的。章天迅和令系铃已经被人“宰割”了。令系铃遭“秘密逮捕”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与她的“知名度”相比,章天迅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像章天迅这样“无名之辈”都遭“秘密逮捕”了,难道令系铃这样的“大右派”哪还有不捕之理?事实上,肯定还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王天迅、李系铃等右派可能早就被关进看守所里去了,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罢了。这些秘而不宣的“革命行动”之所以后来被人慢慢地得知,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其实,人们原先并不知道有人被“秘密逮捕”,只不过是大家看到某个右派突然不见了,而且此后就无缘无故地从此“失踪”。此时,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才想到此人可能是被“秘密逮捕”了,否则的话,这个右派为啥好端端的会突然不见踪影了呢?而且在这种猜测出现以后,当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且也没有任何辟谣之举,难道还不是最清楚不过的吗?只不过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当局是有意把大家“蒙在鼓里”的。
这时,凌云心中凄风苦雨,顷刻之间,悲痛与愤恨塞满了心胸,一阵郁闷引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咳嗽,她连忙拿出手帕来蒙住嘴巴,不让咳嗽声四散,引起人家注意,但还是被资料室的黄主任听到了。
;图书馆的黄副主任是一个女干部,是一个热情而细微的人,她听到凌云激烈的咳嗽声就连忙走到凌云的身边,特别是当她看到了凌云的手帕上有几点鲜红的血迹,就知道凌云的咳嗽不同于一般人普通的咳嗽,显然是有病在身,于是就以十分体贴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患病了?凌云连忙分辨说,没有,没有啊。
黄副主任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她,哪手帕上为什么还有血迹呢?
凌云回答说,那可能是咳嗽得过于激烈的缘故吧,为了使她相信,凌云还故意装出一丝笑容。
小凌啊,身体可是最宝贵的东西,你年纪还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哪,你一定最要好好地爱护啊,还是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一下吧。说后,她也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此时,凌云真是感慨万千。黄副主任怎么会对我如此关心与体贴?我可是一个右派啊?她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难道会把目前最引以注目的“阶级界线”都忘记了?她会如此糊涂吗?我看不像,她不像是一个懵里懵懂、糊里糊涂之人,虽然她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那么,怎样去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她会不会是一个“笑里藏刀”式的人物?“友善”的背后是否“包藏祸心”?以麻痹你的警觉为先,而诱导你对她的真情,从而暴露出内心的“反党言行”?她想想也不像,伪装的面具里装不出真实的神情,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她虚伪的掩饰。她深入地思考了许久,觉得她是真实的关心自己,并不是“装腔作势”,这与此前的罗副主任一样,如果没有他的力争,她就不可能安排到图书馆资料室里来“监督劳动”,如果安排到别地去劳动的话,肯定就比这里劳动要艰辛得多。为此,她内心里感激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她为此还进行了一种“设想”,人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即使对同一个事物也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的认识或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今日的“右派”与“左派”之分。就在这些“右派”与“左派”当中,也不尽完全相同的,“左派”里面有“激进派”,也有“务实派”,甚至于还有“虚伪派”。在“右派”里面,当局不是又把他们划分为“极右”与“中右”的区别吗?可见啊,在人这个群体里,是包含着“三教九流”不同类别的群体,各式各样的类别是应有尽有的。干部也是一个人的群体,当然也是有千差万别,只要你去深入地观察一下,他们之中确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毫无保留地、残酷无情地执行“阶级斗争”的法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右派”往死里整,把领袖的一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奉为圭臬,也作为工作上必须遵循的“圣旨”。他们以批斗人作为生活中的乐趣,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人的“尊严”和“人性与仁慈”,把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尊严、仁慈和人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干部”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到历来都应遵循的做人原则,还是要保留着做人还应有的良心和良知,在处置“右派”时,还保留着一些人的“温情”,像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就是属于这一个群体。他们在处置“右派”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情况的人。他们对待自己就是采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一意孤行”的,上级不是也非常明确地说过吗,“右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虽然是属于“敌我性质”,但要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那我们就不能一律采用“置于死地”的办法去对待“右派”。但“激进派”就并非如此,他们在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万无一失”,都要去执行“宁左勿右”的方针,这种做法,几乎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准漏网一个”方针如出一辙,在“肃反运动”是这样,在“反右运动”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表明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的。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级对各个单位都下达反右“指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控制数是百分之五),如果在运动中达不到上面下达的指标,那就一定要设法如数地补上去,否则要追究责任,直到完成“指标”数为止。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进行了多次的“补划”工作后才“完成”了“任务”。照例说,一个单位完成了“达标数”就应当是大功告成了,但“激进派”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贞不二,就用“超额完成”来显示“成绩卓著”。北苑大学就是这样,按当时下达的“指标”只有五百个就够了,但他们却能划上了近一千人(包括教职员)。他们宁可“超产”,绝不能“歉收”,因为在政治运动中,只能是争“先进”,不能当“后进”。这就是当时“左派”中的“激进派”的逻辑。在执行处理“右派”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按政策要对“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就是不把“右派”当作人看待,在他们的眼里,“右派”既然是属于“敌我性质”,那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人看待,完全用不着对“人”的待遇去对待这些“右派”!他们深知,他们的做法虽然“偏离”了一些上级的“方针”,但领导是绝对不会指责他们的,如果他们的做法向“右”偏离“的话,那肯定要追究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凌云有幸得到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的“照顾”,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荣幸的。所以,她在资料室里工作比较安心,甚至于还有一点儿“庆幸”。

甘霖作为R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另一个被“监督劳动者”到图书馆资料室报到。他此前还是一个学生会干部,由于他犯上了“包庇”令系铃的“错误”而被打入“另册”的。出事那天,是由他主持左、右两派学生的辩论会的,会上的发言次序是按事先报名排定的,在轮到令系铃发言时,她手里拿着一卷资料跃上讲台,摆出一付要与“左派”辩论到底的架势来。“左派”学生知道她手中拿的是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如果让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大庭广众中“泄露”出来的话,无疑是等于“放毒”,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不允许她的“阴谋”得逞。于是,就派出三个虎背熊腰的学生上台阻止她发言,并强行动手要夺走她手中的这份资料。令系铃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台上推搡起来。甘霖看不惯这种强暴行为,就劝解这三个学生,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暴力行为。不言而喻,甘霖竟敢在大会上公开“庇护”令系铃,就必然要自尝恶果,学校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撤销他的学生会秘书长职务,并从此把他划入了“另类”。R大学的“反右指标”远远没有过落实,与上级的要求还相差“一大截”,已经划了两百个“右派”仅仅是完成了上级分配下来“四百个指标”中的一半,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再“矮中取长”地去寻找“目标”。于是乎,甘霖就恰到好处地为学校领导“分忧解愁”,顺理成章地“垫补”到这个尚未完成的“两百个”行列中去了……
黄副主任看到甘霖来报到,就与他谈了一会儿政策方面的事,也嘱咐他今后要注意的事项。她自然就想到了凌云,加上面前的这个甘霖,她的图书馆里就有了两个“监督劳动者”。她想,这样也好,多了这两个工作上的“帮手”,今后无论是整理材料或是搜集资料都会“高效”得多。她听说过凌云是北苑大学里著名的才女,甘霖又是一个本校的学生会干部,对这两个“下属”如果“使用”得当,工作起来肯定会使她省力、省心得多了。她忽然想起凌云的身体不好,于是就对甘霖说,你是一个男同志,身体又很强壮,应该要多关心、多照顾身边的女同志,我看到凌云经常咳嗽,身体又很单薄,你就当作兄长那样地多关照她一下。甘霖已经听说过凌云的情况,黄副主任刚才也对凌云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于是他就对黄主任说,一定,一定。
从此,凌云就与甘霖一起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劳动改造”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也该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阅国民党的旧报纸,收集资料,写卡片,以供图书馆编写中共报刊史提供资料。
这一段时期以来,凌云感到比较清静,不像在北苑大学时那样经常要受到“干扰”,无法安静地生活。现在,她的工作又相对比较轻松,外界又没有对她施加什么压力,黄副主任对她也比较“放松”,没有对她过多的“管束”,所以她内心里就感到有点儿“舒畅”起来,再加上她有了这间近六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在夜深人静之际,她可在头脑里自由驰骋,飞翔翩跹。她出于对章天迅的思念,怀念的灵感油然而至,很快地就构思成了一首名叫《呼唤》的诗,后来还为这首诗谱曲,于是就成了歌曲:

《呼唤》
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哪,
飞出去寻找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您?
您是被放逐到辽阔的荒原,
还是被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此后,她对赋诗的兴趣愈来愈浓,因为她在心胸里,有多少悲愤与苦楚需要倾诉,有多少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喷发,她多么希冀缪斯能净化人的心灵,让人性中仁慈与博爱在心灵中滋长,让邪恶与残暴遭到贬抑,不使它蔓延成灾,让那些处在万劫不复的苦难人群摆脱苦海。诚然,她和她的同类虽然面临着极端艰难卓绝的困苦之中,但她深信,曙光一定会在黑暗的终结随之而来。此时,她胸中的感情潮流汹涌澎湃起来,诗的灵感顷刻而至,于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犹如黄河壶口的瀑布,一泻而成: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罗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口慢一口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烈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罗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罗米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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