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张为礼 发表于 2011-12-16 10:10

《凋零》》连载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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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出院后倒是并没有“享受”到与章天迅同样的、终日有人“陪伴”的待遇,相对来说,她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如果要到校外去还是要请假,经批准以后方可出外。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事要到校外去,连校内都懒得走动。有空闲时间就看些书,她不再到大字报栏去浏览,因为那里全是反击右派的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反正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那也就“死猪不怕热水烫”了。此时,她明显地感觉到校内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空气已明显地“一边倒”,那些自命为“左派”的人们以压倒一切地控制着校内的局势,再也不会出现“两派针锋相对激烈争吵”这样的场面了。许多原来与她熟悉的同学,显然不再与她亲切友好,都开始对她冷清清的,有的甚至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远远地见到她,就赶紧转身绕开了。凌云想,这恐怕就是叫“世态炎凉”吧。其实,她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当时如果不与右派划清界线的话,那就要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有可能被找去谈话,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世上还有哪样傻的人吗?所以她倒是并不介意那些胆小怕事的同学,而是深切地体会到“政治”这种“神灵”实在厉害,它已经像天上的“神明”那样在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监视着“芸芸众生”。闻啸声等几个知心朋友当然是不会去加入到他们这些人的行列之中,她们还是像过去一样,毫无二致地对她一往情深,像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似的。这真使她感到欣慰。

秋天,新的学期开始了。北苑大学与全国各地一样,照例地刚开学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与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不一样,虽然同样都称是“整风运动”,但无论其“初衷”还是“部署”都有极大的差异。如果说,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的初衷确实是想通过整风运动能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但后来由于有些人提的意见过于激烈而刺痛了某些干部的神经,也有些人由于异想天开,毫不留情地去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招致某些高层的恼怒与忌恨,致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是想乘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动“恶毒攻击”,甚至推测他们是有意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故此,一场好端端的、原本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进行的整风运动却转而变成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而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正因为由于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而暴露出来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并时时刻刻地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政治阴患,如不及时地深挖出这些“阶级敌人”,肯定后患无穷。于是乎,党的高层就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引蛇出洞”或“钓鱼”的方式,把那些深藏的阶级敌人“引出洞来”或“上钩”,从而“一网打尽”。这种做法明明是“阴谋”,却大言不惭地说是“阳谋”。在开始了两个星期的“大放大鸣”之后,紧接着就由各大党报立即发表了由邓小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为大放大鸣、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等。这显然是一套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战术。当时,除了首都北京及个别省会城市在上半年开展过“反右运动”以外,其他的地方都还没有“正规”地开展过“反右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反右运动的强大而严厉的声势,但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也就不可能亲身地感受到这个“阳谋”的厉害。所以在“大放大鸣”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虽因曾看到或听到过上半年的“反右运动”的威严而感到顾虑重重,故不敢在大放大鸣的这个阶段中发表意见,但经领导一再劝说下,还是觉得应当“感恩戴德”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这样一来,等到“第二阶段”的“反击右派”时就后悔已晚了,这些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分子”了。
由于北苑大学在上半年已经经历了暴风骤雨式“反右”运动,在开校后的“大放大鸣”这个阶段,对北苑大学来说,显然是属于“重复性质”而不足为奇了,但还是不能“跳越而过”,还应当“补课”。在“补课”中确有几个“替死鬼”加入到“右派”的队伍中来。最有代表性的有个叫是李立的学生,他是一个班长,系领导再三动员他们班要向上级提意见,他就动员班里的同学应该打破顾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勇敢地向党组织提意见。当时同学们都顾虑重重不敢发表意见,有个同学就说,你是一班之长,还是你代表我们去说几句算了。于是,他就代表班内的同学去发表了几条普普通通的意见。谁知,就是因为这几条意见,他后来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分子”。这样的事例,也可算是“天方夜谭”了。
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右斗争”阶段以后,北苑大学就又“热闹”起来了,“反右”自然要各纵深发展,继续开展“划、批、斗”,不获全胜,决不休兵!对于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自然就成为“过街老鼠”,都处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些“过街老鼠”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被挨批挨斗的“职责”,没有丝毫申辩、抗诉的权利。这时的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过任何公民的权利可言,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不要说是一般的右派学生,就是连那些曾经被尊为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旦被划上了“右派”以后,他们的名誉、地位甚至于连人身自由也都随之消失,一切羞辱都不能幸免,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被赶到实验室里去做扫地、洗试管等杂务工作。而对于那些右派的学生,甚至被派去做打扫厕所卫生等工作。可以毫夸张地说,此时的“右派分子”,真的比牲畜都还不如,他们此时做人已毫无人格可言了。

章天迅对于这半年多来的“批判生涯”已近“习惯”,几乎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了。他想,他们还能对我怎样?难道还会把把我逮捕法办、判刑?我看总还不至于吧,就算右派有“罪”也仅仅是言论上的“罪”,言论上的“罪”可判刑吗?这有法律根据吗?所以,他在此时似乎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不过,他觉得凌云好像比他要悲观一点,或者说是警觉一点。他记得,在暑假时,他收到了凌云来自江海市家里的一封信(她在暑假时回家了),她在信中还作了这样的一首诗:
醉下成欢愁依旧,
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
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
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
梦回冷泪湿薄袖
(注:本诗系林昭的诗作)。
他反复地咀嚼了她的这首诗,觉得凌云对未来的形势估计得十分严峻,并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到底凌云是太过敏、太悲观了还是自己过于麻木了?难道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还不够。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真的会那么残忍地对待我们?如果果真如此,那我们真的要大难临头,真的要进地狱了……

一阵秋风一阵紧,树上的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冬天即将来临了。凌云已渐渐地省悟到,更艰难的处境和严峻的考验将很快地降临,那些以“左派”自居的领导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他们已经视我们为“敌人”了,那就必然会用更加严厉、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对此,她觉得应当有所提防,有所准备,免得到灾难临头时惊慌失措,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近来,一直没有与章天迅碰面,不知道他的想法如何,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对,最近一定要去找到他,交换一下彼此之间的看法和对未来的估计没有坏处。
这天晚上,他们在寂静的燕湖边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凌云根据目前的对“右派”越来越严厉、而且是步步进逼的动向,她就推测到未来对“右派”的处置肯定会极其残酷无情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章天迅听了凌云缜密的分析后才体验到她深遂的洞察力,觉得她的估计千真万确,对照他自己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的情绪,他在心底里佩服凌云。
凌云对章天迅说,为了作好最坏的打算,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以免在灾难临头时措手不及。我们今后碰面交谈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而且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把各人的家庭通讯地址互相记住,以便在“不测事件”发生后找不到联系对方的地点,对吗?章天迅觉得还是凌云考虑得周到,觉得应当做好这种准备,以防万一。于是,凌云就要章天迅牢记住她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是她故居的地址,苏南市乔司巷15号,另一个是她父亲(工作处)的住地,江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她母亲来往于在这两地居住。章天迅也告诉她老家的住地。他们不能过久地在此停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分手告别,互祝晚安。
谁知,就在两天后,他们真的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这天下午,章天迅接到一个通知,叫他立即到燕楼二楼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当即奉命前往。他此时浑然不知,等待他的却是遭到“秘密逮捕”,并立即秘密地押往看守所。不久,他就被判了八年徒刑,并立即送往劳改营地改造。
凌云虽然暂时还没够上遭逮捕的“条件”,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由于有一个姓罗的系主任力争说,凌云正在患病咯血,何况身体又这样地单薄,我们怎么能把她送到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去改造?这岂不是要断送她的生命吗?我们总得讲一点人性吧?于是,也就只好改为到“资料室”里去做杂务劳动。后来,由于凌云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并入R大学的新闻系,凌云也就随迁到R大学的新闻系去了。
从此,凌云和章天迅就天各一方,音讯中断,彼此之间毫不知情对方究竟“飘落”在何处,遭受到何种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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