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桃李劫》连载之十《文学之路》(下)
这样看来,我当时的这个“韬略”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过,话要说回来,当初我之所以想出这个“韬略”绝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也谈不上有“料事如神”的“神机妙算”,只是根据当时情况而做出一点“准备”而已,绝对没想到真的会碰上“兔子”。其实,从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来看,都是极其“蹊跷”,而且“一环紧扣一环”的,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环”,就不可能发生“连续性”的“故事”了。如当初郑安龙不叫我去当植保员,我的处境就得不到改善;处境没有改善就没有心思去写小说,也就没有了《植保战线》;不写《植保战线》作品,《杭州文艺》自然就不会发通知叫我去参加“文艺座谈会”;如果没有郑安龙的“作用”,我就看不到“通知”,就不可能去参加座谈会,也就没有这篇处女作的发表。还有接下去更“稀奇”的“事件”是,由于我发表了这篇小说,我原来班里的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王志祥同学看到《植保姑娘》后就不会向《杭州文艺》编辑部去打听我的情况,在后来参加“衢县文艺座谈会”时一个《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就不可能告诉我关于王志祥的情况,我就不可能与他发生联系,我当然就不知道我校后来发生的变化情况,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后于1960年又更为“杭州工学院”,随后又于1962年并入浙江大学,当然也不知道在校时迫害我的朱和瑞已成为“四人帮”浙江省的“爪牙”,后来还当上浙江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四人帮”覆灭后他被隔离审查等情况;我后来获“改正”后,由于县里没有我的档案,就无法安置我工作,我相当愤慨就写了《还我青春,还我前程》的申诉信,在投寄给有关单位后又寄给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接到我的申诉信后,人事处很重视,就把我的档案找出来并寄给县委,并给说回信说“学校已去函象山县委,县里将安置你的工作”,此后,县里果然马上就给我落实政策,安置工作。等等。试想,如果这一连串的“环节”中缺少其中一环,那完全可以设想,我的命运将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演变”不是出于我的“韬略”,我没有这么高的城府。我对此似乎觉得,一种冥冥之中是按“上苍”的“造化”在“运作”。由此可见,我后来的命运是与写《植保战线》紧密相联系的。我接到郑安龙给我的信后,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啰”,内心里真是有无比的兴奋。
会议的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二天时间了,我立刻着手准备,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韵仙闻讯后也十分高兴,连忙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没有补丁的衣裳,不让我显得过于寒酸。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如此的机会重回杭州。记得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然而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在一个亲戚家宿夜。次日清晨,我登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的报到地——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去参加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
与我同房间的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啊。”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与他刚刚是今天碰面,对他情况自然是一无所知,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呢。”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可我怎么知道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
几天后,祝鸿生与我详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于修改作品,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两天以后,祝鸿生又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需要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一些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根据祝鸿生的建议,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植保姑娘》。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编辑部已决定采用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植保姑娘》于1976年4月的第二期上发表。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1976年第二期《杭州文艺》,当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坐个沙发听故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