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飛雲 发表于 2011-1-16 20:36

三元里人民抗英:保家不卫国?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在谈及丫片战争中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时,认为这场斗争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现行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三元里斗争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行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类看法有悖于史实。

一、从斗争的起因来看,三元里等地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有不少资料认为,是“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的订立,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事实上,据各种文献记载,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尸;二是劫掠财物;三是戏辱妇女。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英军在广州城外大肆掠夺,并打开郊外双山寺存放着的一些外籍人权厝的棺榇,观看尸首。依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大不敬的行为,只有禽兽才做得出来,中国人民淳朴的孝心,决不能容忍死去多年的祖宗受人骚扰,不得安宁。更有甚者,英军闯入村庄,抢劫耕行,以补充军需。英军的抢劫耕行,触动了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户来说,失去基本的生产耕具是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破产的深渊。

从以上事实,可看出三元里等地人们斗争目的是为了敬祖敬宗,维护自己的生存基础,维护自身利益,这与教材上所说的“反侵略”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二、当时的中国民众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则缺乏推理演绎的前提。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行动上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在英军肆虐的地区,在其他地区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而后者则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中,虽不乏一些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是正心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活动在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马乌涌(炮台)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的观看自己的朝廷与我军(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所不有。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老百姓早以习惯了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了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在三元里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半年,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做了顺民甚至“良民”。但是,一旦民众的此前利益受到侵犯,如棺榇被开,财物被掠,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愤怒的民众必然会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

三、从军事角度观察,三元里抗英并无决定大局的意义。

在中方文献中三元里战中歼敌数目有“十余人”,“百余人”,“二百余人”,“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其中以“二百余人”一说最为流行。但综合英军的资料来看,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人员应该在28-49人之间,更何况是由于大雨打湿了了英军的枪械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样的胜利显然是无法产什么影响的。

然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已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有人宣称,若不是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劝解,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甚至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这些说法显然是过于夸大其词。三元里一战,英军在一定程度上惧怕民众,但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正如胡绳所言:“有些……人认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三元里抗英斗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反侵略意义,但如果将其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人为的放大,那么它的意义便逐渐失去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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