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吹”、“他吹”歪风何时止？(zt)
余生也晚，上世纪50年代刚届能跟着大人进场听“蹭戏”的年龄时，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尚程荀）和“四大须生”（谭马奚杨）尽管都还健在，但登台已经不多。因此，我只看过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荀慧生的一出《金玉奴》，谭富英、马连良的各三四出戏，尚小云、程砚秋、奚啸伯、杨宝森四位则一直无缘得见。戏虽不多，一代名角的风范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过去，一些细节依然记忆犹新。这大概就是“角儿”的魅力。说梅先生的文章太多了，只看过一出戏的我，实在没有置喙的资格。就说说当时不足10岁孩童眼中的谭富英和荀慧生吧。那次谭先生是在西单原长安大戏院，主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在“出箱”那折，被奸人打昏死的书生范仲禹苏醒后，有一段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的表演，其中一个精彩的动作实在令人叫绝，就是范在跌翻中竟把脚下的鞋子“甩”上了头顶，然后像头戴“平顶冠”的王者一样盘腿而坐。据说这是谭富英先生祖父谭鑫培首创的经典绝活儿。50多年过去，谭先生平平稳稳顶鞋端坐的形象，还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可惜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一场景了。再说荀慧生，也是在长安大戏院，但与谭富英满座、满堂彩截然不同，那次出奇“冷”：偌大的戏院，只卖出了几十张票，临开锣时观众都“自由”地聚到了前两三排。虽然我还不十分懂事，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感，觉得对不起这位老先生，真希望他干脆“回戏”算了（演员以生病等理由临时放弃演出）。但《金玉奴》准点开场了，面对着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荀先生一点也没懈怠、敷衍，从头至尾，唱念做一丝不苟。不多的忠实“粉丝”，报以阵阵掌声，虽无“雷鸣”之势，却充溢着浓浓深情，直到数次谢幕后，把先生送进后台。也是50多年过去了，荀先生饰演少女小跑出场的亮相，观众自始至终的专注神情，至今历历在目。两个例子，前者表现的是高超的“艺”，后者彰显的是高尚的“德”。没有大张旗鼓的“提倡”，更没有精心策划的“推崇”，两位先辈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准确诠释了“德艺双馨”，告诉世人什么叫做艺术大家。
艺术大家，是晚辈对他们的尊称，而谭荀二先生生前是没有享受这一头衔的。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蜚声中外的梅兰芳，被人上过“艺术家”、“大师”的衔头，其余京剧界的人士，就没有这种“殊荣”了。像“四大名旦”中的另三位、“四大须生”，以及不少自成一家的人物，都被称为著名京剧演员，至于他们的后辈，即便小有名气，是连“著名”也不敢妄称的，更别说“表演艺术家”了。不光是京剧，整个戏曲界，电影、歌唱、音乐、舞蹈、曲艺等其它各界，也都是这样“矜持”，可没像如今这般“底气十足”：安享“著名”称誉者满天飞，大言不惭自称“专家”者遍地走，顶着各类“大师”桂冠的人频频出镜。那时可真没这种风气，许多卓有建树的前辈都恪守着“君子矜而不争”的古风。
一首歌唱红，就能获得“歌唱家”的头衔；拍一两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就敢承接“影视表演艺术家”的“封号”；登台演几出戏，就有赢得了“著名某派优秀传人”的资格。至于那类多数民众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著名”这“家”那“家”，连学界都不清楚有什么突出成果的学术、艺术“大师”，更是屡见不鲜。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大家”、“大师”辈出的盛世了吗？到底是真的水平大提高了，还是“头衔”大贬值了？没有前后对比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困惑的。而可恨笔者又生得早了些，看到了很不愿意看到的变化：与“著名”、“专家”、“大师”暴增同步的，不是艺术水平、职业道德的更上层楼，而是经常可见的种种怪相：蒙骗观众的假唱、“耍大牌”的恶习、败坏学风的论文造假，以及利用“名人效应”越来越滥的“走穴”赚大钱；而“德艺双馨”的招牌意义却越来越重了。
有人认为，这种不良风气反映了一些人的浮躁心理。笔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是这个“一些”可不是小数目，也不仅是那些头衔享用者，还包括媒体在内的“捧场”者。当然，那些拥有颁发“桂冠”权力、可以动用公共资源“热捧”的特殊“追星族”，更是引起社会浮躁的“领头羊”，对败坏风气理应承担更大责任。
对于各界“当事人”来说，不妨以谭荀二先生当面镜子，时时问问自己：拿得出“甩”鞋上头这类绝活儿吗？面对观众稀稀落落的“冰冷”场面，会像荀先生那样心静如水地表演吗？笔者相信，只要把这两个问题真想清楚了，就会有新的人生目标，就会清楚“家”、“大师”的分量；在公众面前就会有新的做派，就会以“某某演员”、“某某工作者”自称，而不会继续哗众取宠地以“某某家”当自己的“谦称”了。要知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合适的大“帽子”可能会压死人的！
当然，需要摒弃浮躁心理、扫除自吹他吹之歪风的，绝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社会，笔者不过是借自己比较熟悉的京剧界“说事儿”，多讲了几句。自吹他吹之风，轻说是虚浮、浅薄的表现，重说就是一种低俗的社会腐蚀剂。倘若听任其泛滥，就只会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使不谙世事的无辜孩童受到毒害。(人民网 吴酩)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劳模精神如何引领时代(范正伟)
重温峥嵘岁月，分享劳动光荣。今年的“五一”庆祝活动，特意邀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几代劳模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共和国的沧桑巨变。自1950年第一批全国劳模诞生至今，劳模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荣誉，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进步，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追求：时传祥、王进喜、袁隆平、许振超、王顺友……每个时期的劳模，都是时代的精神符号和力量化身：当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握在一起时，温暖了多少和环卫工人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当陈景润被评为劳模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使多少人产生了内心共鸣！
从“铁人精神”到“振超效率”，从“掏粪工人”到“杂交水稻之父”，从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到知识分子、农民工、私营企业主活跃其间，60年来，劳模的结构不断变化、队伍不断壮大的背后，是劳动内涵的不断拓展，劳动理念的日益革新：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模还将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和元素，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创业者，无论是比表现还是比贡献，无论是讲精神作用还是讲经济效益，劳模的核心价值都是始终不变的：那是一种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一种对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年来，每次劳模的评选，都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乃至激烈讨论。这一方面说明，作为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劳模体现着社会对某一类劳动方式、劳动精神的最高评价；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劳模评选标准、操作程序、评选方式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追求——到底怎么看“星模”、“款模”、“官模”、“洋模”？而从去年开始推行的“两审三公示”举措，体现了对人们“四权”的保障，也是对劳模公信力的维护。
“劳模”中心词是一个“模”字。“模”，体现了一种“示范”、“楷模”的价值导向，体现了一种榜样的作用，意义就在于让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可近、可亲、可信、可学，引导全社会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因此，劳模的评选应该面向基层，面向一线，离普通人更近。
“劳模”的定语是一个“劳”字。用全国劳模申纪兰的话讲：“劳模，劳模，不劳动还叫个甚劳模。”与金钱标准和权力标准相比，唯有诚实的劳动，才是评选劳模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劳模，应该是“劳而优则模”。
如何看待劳动、怎样评选劳模，反映了我们的社会风尚和时代追求。老舍先生说过，“劳动让我们活得有信心”。越是困难的时候，劳动、劳模的意义越是凸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前，在“五一”这个节日里，让我们为劳动者祝福，向劳模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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