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百乐门小艳红
本文承接《另一个香港（一）：普通人的香港》点击文章末尾左下角 阅读原文 可直达。
高级白领与富豪的香港
在香港，一百平米的房子就是所谓的“千尺豪宅”，有钱的高级白领才能租得起，富豪才能买得到。旧时新闻说大美人李嘉欣当年曾抱怨房子太小放不下衣服，于是有富商以豪宅相送。我当时觉得她太“矫情”，到了香港才知道，按照这里的居住环境，我自己也放不下衣服。再加上气候潮湿不利于衣物存放，香港一些高级干洗店甚至还提供衣服寄存服务，供白领们把冬天的高档衣服存放于温度湿度适宜的环境。
我一位MBA女同学的老公是就职于国际大投行的法国人，于是有天我们到她家做客吃晚饭。她家的“千尺豪宅”——擎天半岛位于九龙的核心位置，月租金近四万港币，还有一名住家的菲佣帮忙打理家务。我见惯了香港大学山角下破烂的居民楼，来到这里才第一次知道高尚的中环外资公司经理的生活是怎样。
大部分的白领只能在九龙或港岛较远的地区租住六十多平米的公寓房子。我的一位同学刚刚在巴克莱银行得到了AVP（副总裁助理）的工作职位，于是打算自己在港岛西区租一套独立的公寓房子住，然而他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房子太贵，他说他的预算是每月一万三千港币左右，但四十多平米、条件适合的公寓房这个时节都要一万五千左右。
而真正的香港有钱人都是住在山上或是远离中心城区的海边。比如港岛南区数码港附近著名的贝沙湾豪宅，虽然月租三万多港币的公寓房这里也有，但由于这些真正有钱人住的地方大多交通不方便，因此如果没有富到拥有私家车和司机，有钱也不方便住在这里。有车开在香港也是富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因为香港的停车费极贵，如果开车到中环上班，一个月的停车费要八千港币，普通白领根本无法负担得起。
真正有钱人在香港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记得一个香港朋友说，他有次和同事一起到老板家做客，去看过老板的别墅之后觉得这辈子怎么努力都过不上这样的日子了，除非去抢银行。
与香港逼仄的居住环境相对照的，是香港职场恶性的加班文化。有次一个香港同学约了我和两个在香港工作的白领一起吃饭，时间定在周五晚上七点半。我当时询问能不能早点开始，同学说七点半能来已经是不错了。实际上当晚八点大家才到齐，吃到九点多一点儿，两个上班的朋友就纷纷表示还要回办公室去加班或开电话会议。
2012年UBS曾出炉一份关于全球购买力的报告，其中包含关于各主要城市工作时长的统计，香港以每年2,296小时排名全球第五，日均工作9.2小时（北京上海日均7.9小时）。然而香港白领表示9.2小时还是远远被低估了，在香港晚上八点或九点下班属于正点，工作到十一、二点是经常的事。香港人拼命不是吹的，再加上家里居住条件局促，许多白领回家不过是为了睡个觉，因此，加班到九点十点，在酒吧聊聊天，十二点多回家睡觉是很正常的生活作息。
对于长期居住来说，香港远没有内地舒适。TVB电视剧里面的和谐气氛也不是真相，然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海归不愿意到内地发展而执意到香港呢？我问过一个在日本读大学并工作了四、五年朋友，为什么不回内地而到香港工作。他说香港的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完全接轨，更容易找到工作。内地的金融市场不熟悉，回去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内地的工资水平也远远无法让海归们接受，月薪太低，个人所得税又太高，海归们无法接受这种巨大的落差。说白了就是海归到香港工作可以做到自然的无缝衔接，而到中国内地工作却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适应、学习和转变。然而，他又目睹了内地朋友们有车有房的现实，不能不奇怪这些大陆人是怎么赚到钱的。我说：你得理解内地公司的薪酬体系，比如投行，固定的月工资与浮动的奖金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天壤之别。很多内地的公司虽然不会在合同上写明奖金的数字，但年景好的时候发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奖金很正常，反观很多国际大公司看上去月薪很高，但奖金与业绩挂勾不明显，通常就是合同里写明的n个月的薪水。
此外，也可以用货币的购买力理论来衡量香港和内地人民的真正富裕程度。像本文上篇所提及的，与内地相比，香港的非必需品价格都相对便宜，比如那些奢侈品名牌的价格，比如星巴克咖啡的价格。而房子、交通及生活物资的价格都相对更贵，这就造成了香港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不如内地人民。虽然有税率上的优惠，香港人的月工资也普遍高于内地人，但由于全球的精英都涌入香港，资源稀缺造成了香港人的实际购买能力和居住条件整体上不如地内地人。
很多对内地工作环境和薪酬体系缺乏了解的海归，醉心于工资表面上的货币数字而忽略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因此造成了他们对回归内地工作“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有不少在内地工作过的人在海外求学后也都争相要在香港找一个好的职位。大家都体会过内地生活质量和工作节奏，但仍然想留在“水深火热”的香港，这又是为什么？有两位在外资银行工作的同学一致诉苦说：在内地的外资银行工作，如果没有海外或香港工作经验，升职非常慢，在香港工作一段，无非是为了日后的职场道路走得更顺利。
因此，年复一年地，有无数从海外名校毕业的中国内地出来的MBA、博士，前仆后继地来到香港，“占领中环”，忍受着工作过劳、狭窄的居住条件、恶劣的空气状况，还有本地人的歧视，恶性循环。
值得理解，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他们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绝大多数人改变不了环境，也放不下身段，香港作为中西方的交汇点，最大限度地容忍了所有诉求的存在。
双城记——上海与香港的距离
学者李欧梵在其文章《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中讲述了同为殖民地，当年香港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又复制上海，但却始终学不来上海的“涵养”。但在文章结尾，他提到：“七十年代香港开始经济起飞，而同时期的上海却因文革而瘫痪了，从而导致了一场非法的难民潮再次涌人香港。到八十年代早期，香港已成了英国的“皇冠”殖民地，代替印度成了东方的“宝石”。一系列主要的工程在开工……随着公交和住房问题的基本解决，八十年代这十年还经历了文化活动的兴盛……至此，香港不仅代替了上海而且超越了它。”
上海承载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已经很多年了。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次，上海能不能实现“反超越”香港呢？
上海自贸区的消息出来之后，有不少媒体说香港在退步，甚至没有任何优势——因为香港有的政策，上海也都能有。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上海可以做到完全复制香港的优势，但香港的有些优势是上海无法复制的。比如香港与英美两国完全一致的普通法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香港的英语语言环境。
很多外国人对于在香港工作感到非常适应和自如，但如果让这些国际人才到上海工作，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不通造成的生活不便利。而在香港，从出租车司机到快餐店店员，都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香港的大学全部用英文授课，这使得在香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再出国深造或进入国际公司工作时，减少了大部分中国内地学生必经的语言关痛苦。
此外，香港采取了与世界上金融最发达的美国和英国完全一致的普通法法律体系，很多美国的律师到香港工作也能够迅速适应。而中国大陆则是清末时期学习德国、日本，引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形成了集中化、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法制体系特点。普通法系的优势之一就是便利制度创新，这使得金融创新在英国、美国发展得特别快，创立了公司、信托等一系列影响深刻的法律概念，甚至发生了次贷危机。
因此，香港不可复制的优势说白了就是殖民地优势。香港在去殖民化的过程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所有的制度不变。这一点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这种对维持原有制度不变的获解放的殖民地也仅香港一个。其他解放的殖民地大多是打碎旧有的一切，或者混装自己民族的特色。香港由此得以成为一个与另外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最合拍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
此外，香港的一些其他优势也不是上海能轻易复制过去的。比如成熟而完善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框架，中国内地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搞了很多年，但仍与国际市场仍相距甚远，很多金融改革和创新一直在论证，但推进的过程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上海试点制度创新，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消化和学习。甚至在保障电子化金融交易的安全及高效性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上海与香港也有着巨大的差距。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上海对香港的超越较难实现。
言而总之，香港一直是一个被我们误读的城市。从殖民时代开始，香港就一直是被中国人和外国人借以互相远远观望的。外国人以香港来意淫中国，而中国人以香港来意淫西方。这种观望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相观望。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香港也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我们与香港之间有时互相低估，有时又互相高估。我们离香港特别近，然而又特别远。即使“九七”之后我们与香港近得不能再近，隔阂反而因为误会加深。如果没有一个平和而包容的心态，即使是一脉相传的中华民族，有时也难以互相理解。但这种心态，正是当下压力倍增的中国内地人和香港人都特别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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