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摄影神话：革命圣徒和政治活人剧影像
文/朱其
在“五七反右”大批知识分子被移送劳动改造，以及疯狂的大炼钢铁刚告一段落后，雷锋在三年之内迅速被塑造为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神话。有关其道德事迹的真实性的例证也随之铺天盖地地传播，包括雷锋的摄影、日记、报告。
毫无疑问，这是始于五、六十年代且至今遗风犹存的一种共产主义式的教化模式，相当于一种“政治活人剧”，即通过公布某一个真实名义的个人日记，他的现实生活的摄影以及此人以楷模的身份亲自在群众大会上讲述自己历史的报告会，来证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普通成员已提前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品质。
当时这种宣传形式被称作“活教材”。在那个年代，纯朴的中国普通人几乎都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为之感动并奋起效仿。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以真人实名和向公众保证一切形式具有纪录片性质的政治活人剧。与那一年代以虚构名义的艺术作品相比，劳模的政治活人剧对普通民众的震撼程度远超过虚构作品，因为民众相信这是真人真事。
很多年后，人们发现这种活人剧形式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并非一种纪录片性质。沈阳军区在1961年专为雷锋举办的个人事迹展，所展出的26张摄影都是类似电影剧照一样的表演性拍摄，比如，雷锋搀扶老大娘回家、到医院送月饼、是请雷锋摆好动作表演一遍。摄影界将这种摄影方式称作“摆拍”。
雷锋的“摆拍”摄影主要有三种：一类是某件事情已经做过了，过一段时间像拍电影一样模拟表演一遍，向社会发布时不注明这是事后的模拟照，使公众误以为是现场抓拍的纪录摄影；第二类，确实正在从事某种行为，比如擦车、修车或辅导小学生，但雷锋并没有专注于这件事情，因为他头脑中有面对镜头的表演意识，而且，一般这类摄影中的人物站位、劳动姿势以及表情都特别舞台剧化，不太像生活和工作中真实的原生态。这类摄影不算补拍，但实质上是一种工作表演；第三类是艺术化的摄影，比如照片中的用光构图，在雷锋的前后左右布设了灯光，影像属于一种被美化或神化的生活状态，比如雷锋“深夜打手电筒看书”。
这张照片在技术上具有明显的“硬伤”。从照片看，拍摄现场至少有三个光源：雷锋手拿的电筒是一个光源，雷锋侧躺在床上的背后有一个明显类似小台灯的光源。这个光源不符合常理，台灯不用来看书，将其放在后背，却打手电筒看书；最不可思议的是，雷锋的右手拿手电筒照书，书上不仅没有一个聚光区，在右下方居然还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说明雷锋的头顶斜上方还有一个个光源，这个光源不仅使手电筒“黑夜中一束光”的聚光效果不见了，变成了散光，而且在书下角和床被上留下了雷锋的手和电筒的黑影。
该照片不仅在文革前后被当作雷锋刻苦学习的例证到处翻印，在今年2月人民出版社的《雷锋画传》（第85页）仍在使用，图注文字依然是煞有介事以解说一个真实事实的面目出现，没有注明这是表演拍摄。雷锋摄影的原作者张峻倒在其撰写的新出版物上，都在摆拍照片下标注了“补拍”二字。文革后。张峻在自己的书中，尽管承认了“摆拍”，但对雷锋摄影的“艺术化”和真实性仍持肯定态度，其理由是：摄影即使存在摆拍、艺术加工或者照片中人物行为的戏剧腔，但照片的内容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就涉及到一些有关五、六十年代“劳模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所谓“劳模”即劳动人民的模范，那个年代推出了一大批“劳模”，与此相应，也推出了一大批劳模摄影，这在现代摄影史上是一个奇观。“铁人”王进喜的摄影也存在“摆拍”，比如，他那张著名的为救火“用身体搅拌水泥池”的照片，实际拍摄在火灾后的第二天，新华社记者要求王进喜再跳一次水泥池表演的“补拍”照。王进喜有不少站在石油钻井塔前昂首挺立、身后晚霞万丈的艺术照，跟雷锋在一轮光线下“投手榴弹”、“修汽车零件”等艺术照异曲同工。
“劳模摄影”可否艺术化或摆拍？这一话题在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在新闻摄影中，不允许“摆拍”在文革后已成共识，这也是张峻后来在出版物上凡是摆拍的照片下标注“补拍”的原因。但张峻仍在书中津津乐道他雷锋摄影中的艺术性，比如他当时经常要求雷锋摆一些好看的姿势和构图，使照片看起来更具有艺术性。张峻这一代老摄影师都崇尚一种所谓“艺术化的纪实摄影”，即一方面他们要报道一个真人真事，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在照片中融入艺术性。
从真实性角度看，摄影只有两类：纪录摄影和表演摄影。所谓“纪录摄影”是指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他在被拍摄。纪录摄影又分为人类学摄影和抓拍摄影，前者指没有文明意识、不知摄影为何物的原始部落或土著的人虽然看到了照相机，但他们并不知道摄影为何物。抓拍摄影是指在被拍摄者不知道照相机对着他时，被人瞬间按下快门。
在理论上，除了“纪录摄影”，一切摄影都是“表演摄影”，即只要被拍摄者有文明意识且意识到不远处有一个对准他的相机，他的内心就会有无意识的表演冲动。大部分所谓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都是在一种广义的表演摄影，即使被拍摄者没有刻意地摆拍，只要他注意到相机对着他，都会有一些低限度的摆拍意识。从这个意义说，雷锋的摄影大都属于表演摄影，即使他后来的一些在报告会或在人群中所谓被“抓拍”的照片，实际上他是知道摄影师跟在身边随时会拍的。
五、六十年代甚至稍后，劳模摄影的拍摄者都是党的宣传部或别的媒体机构派遣的摄影师，党并不是派他们去搞艺术摄影的，而是赋予他们明确的报道职能。他们拍摄的照片不管艺术性如何，大都发表在当时的新闻传媒或者宣传性的党报党刊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张峻等“劳模摄影”拍摄者内心的艺术冲动均属私人性质，他们或者将劳模摄影拍成了艺术照，但刊登在新闻和报道性质的媒体上；或者将报道变成了创作，但又以真实的名义推向社会。
那一纯真年代的人们相信摄影不会撒谎，并最终被摄影所感染，他们相信雷锋是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圣徒，没有任何私念，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人的表演冲动就是私念。雷锋神话应归功于影像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雷锋是一个摄影神话。雷锋的现场报告毕竟没有多少人亲眼目睹。他的报告文字和日记虽然以大量印刷在中国播撒到几乎识字人口人手一册，但雷锋日记并不能给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雷锋日记实际上是大量的思想摘抄和改写，即使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写作，其内容几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上的文字模仿，并无思想个性。雷锋日记相当于每天记的公共笔记，谈不上日记。他的日记中没有任何隐私内容，所有的文字相当于党的文件学习心得。
张峻一直将神似抓拍的雷锋摄影称为“补拍”，其微妙的理由是，他的照片即使是事后拍摄，但无损于照片的真实性，因为照片的内容都是依据“雷锋日记”和雷锋报告会的文字，找出其中的精彩段落作为情节来模拟“补拍”的。雷锋摄影是“雷锋日记”和雷锋演讲报告等文字的插图，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插图的摄影的冲击力超过了文字。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人怀疑这一次次瞬间，怎么就这么巧？每次雷锋做好事时，总有一个摄影师正好不早不晚路过，迅速按下快门。
从张峻的角度，雷锋摄影的关键在于其内容是真实的，而不是影像的纪录性质。《雷锋日记》的编选者陈广生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即文革前后的“雷锋日记”都为同一个版本，这是由于他坚持“只删不改字”的原则。但后来人们发现“雷锋日记”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张冠李戴现象，比如雷锋有一篇日记是摘抄中央党校的杨献珍的文章，被误作雷锋亲笔。雷锋日记中的不少思想片断，往往是不注明出处的摘抄，或者是一种改写性的抄录。毛泽东后来看了雷锋的材料，认为雷锋这样一个穷人孩子的言谈有一定的哲学素质，显然是误判了。
除此之外，雷锋日记并非都是去世后公开的，在生前他已将日记提供给部队宣传干部看。同摄影一样，给人看的日记亦难免有一定的表演性。雷锋的演讲报告也并非亲笔，而是宣传干部替他写的发言脚本。即使雷锋的日记和报告都发自内心，在那个人们失去自我的极左年代，人们的思想和信息都处于一种被操控的“洗脑”状态，独立思考能力早已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普通人的精神意识都处在一种政治的文学想象中，周恩来有一次在会上说，雷锋日记是一种日记体文学，显然很准确。当时，除了少数深知中国真实状况的高层领导，多数人都谈不上算一个正常的人，更何谈存在的真实。
检视一下所有的雷锋摄影，可能今天怀念雷锋的人没有意识到，雷锋摄影的一半都是学毛选，四分之一是军内工作，比如擦车、节油、修车、做校外辅导员、到别的部队演讲、给战士让盒饭，这都是属于本职工作该做的，并不能算是好人好事；还有四分之一算是做好人好事，比如捐款、扶送老大娘、捐赠月饼，但这并不属于共产主义品质，因为佛教徒、基督教徒也做类似的好事。
雷锋在六十年代初被塑造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人符号，一个基层报道员兼摄影爱好者张峻扮演了一个道德上的“转世灵童”的发现者。他在沈阳某部拼命将他遇到的一个新战士雷锋的一些善良纯朴的琐事不断放大到一个毛主席的战士的定位，雷锋在这种关系中就像一个被上帝感召的圣徒，而毛泽东就是那个上帝。毛对雷锋的题字其实未走组织程序，而是罗瑞卿等了两晚，通过私下要求获得的。由于毛的题字，雷锋被升格为所有领导人题字的规格，从而进入一个强大的造神系统。
在当时，雷锋精神的核心实际上是对毛的忠诚，并作一个毛的好战士。沈阳军区的第一篇重点报道即是这个标题，好人好事只是次要的事情。雷锋首先是一个听党话的孩子的符号，其次是战士，再者才是节俭和为他人做好事。
今天，雷锋这个符号正被重新编码，通过剔除其缺乏独立思考和对毛愚忠的成分，将其好人好事部分与曾被屏蔽的消费主义行为（爱打扮、爱拍照）进行组合。从而通过这种符码的重组，重新创作了一个消费社会中的雷锋。雷锋因此从共产主义战士变成后共产主义的适应消费社会的青年义工，但这一形象的重组能否产生一种新符号强大的有效性，仍有待检验。雷锋的再编码实际上成为一个有关雷锋的二度创作，但这个再创作所遭遇的瓶颈可能在于那些有关雷锋的老照片。雷锋的旧影像有挥之不去的极左时代的前文革特征，这些印迹还能重新在电脑上抹去吗？
显然，雷锋摄影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图像史了，无论对雷锋如何重新编码，但都很难不注意那些摄影中的雷锋所提供的影像暗示：他是一个可怜的好青年，他除了读毛选及毛泽东圈定的书，再也读不到别的书了。
2012年3月18日写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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