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帅富”难道还可以不快乐吗？“高帅富”的无奈和抱怨，难道不都是矫情吗？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内地居然只有18%的“二世祖”愿意接手家族企业，肯定会出离愤怒。
然而，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就已经被规定了人生走向，这是不是悲剧？注定成为奴隶，当然是悲剧；如果注定要做王子呢？其实，事情的本质没有随着身份的不同而改变。失去了选择权的王子，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这种个人的无奈，也许会牵连出未来更大的悲剧。
近日，默多克家族风波不断，惊悚连连；香港的郭氏家族被传“兄弟阋墙”，狗血程度更是直逼港剧……接班人问题重新受到瞩目。海外家族企业在财富和权力传承过程中刀枪剑戟、凄风苦雨的戏码，马上就会在我们身边上演。
“接班”是个大问题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只有18%的“第二代”愿意主动接班。
2012年的内地富豪圈，“接班”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最新公布的2012年中国新财富500富人榜，财富总额高达31065亿元，相当于2011年中国GDP总量的6.6%。但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创业板、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创业一辈大多已达55-64岁，各家族的长子、长女们平均年龄也达到35.72岁。财富传承成为难以回避的命题。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对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前3位的杰出家族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52岁，未来10 年，都将进入或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力交接过程。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只有18%的“第二代”愿意主动接班。至于那些不愿主动接班的“富二代”，有的是对严厉、小气、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不想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他们往往更加钟情于“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VC(风投)、PE(私募)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
被动接班之后
去年12月，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山大学(微博)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微博)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和李锦记家族公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占中国经济总量70%到80%的民营企业中，有90%以上是家族企业。全国工商联的一名负责人甚至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来自家族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约44.3%的企业主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交班的问题。这在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 Co)今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基业常青”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专业化道路》中也得到证实。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韩微文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决策通常高度集中，关键职位在当前和未来都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对继任的安排与规划不足。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和内地企业老板见面常说两句话“谁接你的班？”“注意身体健康！”
事实上，在已经考虑的家族企业中，多数希望能够由家族继续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约45.4%的企业主表示希望子女能够直接管理本企业，还有19.33%的企业主打算让子女继承企业的股权，“子承父业”的内部传承模式仍是主流。
在网上，这些二代接班人因性别不同而被戴上了“高帅富”或者“白富美”的帽子。虽然他们外表未必养眼，但至少也是海归背景，豪车代步，名牌傍身。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30岁以下的富二代中，很难找到没有留学(微博)经历的。比如，三一集团梁稳根的独生子梁在中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之子刘相宇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世茂集团许荣茂的女儿许薇薇、儿子许世坛均有澳大利亚留学背景；宗申集团的左颖17岁时被送到巴黎学法语，19岁时到迈阿密读高中和大学，此后嫁给了美国人麦克；娃哈哈宗庆后的掌上明珠宗馥莉在加州圣马力诺中学读高中，此后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
目前，已有许多富二代开始接手家族事业。1984年出生的梁在中，现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31岁的杨国强之女杨惠妍被委任为碧桂园副主席；朱孟依刚刚将23岁的女儿朱桔榕扶上合生创展常务副总裁之位，许世坛则担任世茂集团执行董事，许薇薇负责世茂旗下商业地产业务……这些接班人既然已经“上位”，自然不会再对“子承父业”吐苦水。但是毫无疑问，事业与个人兴趣常常难以两全。
丰收日企业的郑孟午就是一例。他的母亲吴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家乡宁波经营饭店，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微博)，从小家庭优越。郑孟午告诉《新民周刊》，他最初想从事教育或传媒领域的工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他从小就在学校出黑板报办校刊，还在家乡电台实习，主持过音乐和学生节目。在首都经贸大学求学时，他在学校宣传部门工作，采访过一些校友和教授。本科毕业郑孟午去日本读研(微博)究生，也选修了一些与传媒相关的课程。
他去日本留学那一年，企业进军上海餐饮业。毕业前一年，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郑孟午，说自己一个人支撑丰收日很累很辛苦，希望儿子回国帮自己打理生意。郑孟午开始认真思考接班这个问题，“生意渐渐做大，她会打电话给我，说明确实感觉很疲惫，她一个人撑着不容易，我是家里独生子，我不帮她没有人帮她。”郑孟午当时想着，回去帮母亲几年，等生意上了轨道，再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年。从十年前上海第一家丰收日开张，到如今30多家分店遍布上海、北京、香港、江浙等地，旗下发展了丰和日丽、云餐厅、点沁等针对不同层次的餐饮品牌，郑孟午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拿笔杆子或执教鞭。今年，他又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上EMBA班充电。虽然他依旧爱好文艺，孟京辉、赖声川的话剧每场必到，喜欢看《红楼梦》，爱听昆曲。
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教授指出，内地家族企业接班人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职业经理人”体系尚未成形，与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纽带关系相比，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显得非常脆弱。丰收日也曾考虑请“外援”。但打理公司生意多年，郑孟午体会到，即使找一个年薪100万的职业经理人，也很难替代自己的作用。“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文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他开展工作要有员工的信任，背后也要有董事会的支持，而这两者并不是仅仅业务上干练就能获得的。”规范化管理在家族企业的老员工看来总是很麻烦的，原本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要走规范的流程，不免降低了效率。郑孟午说：“比如门店要买一批汤碗，以前店经理派采购员去买就行了，但现在要先申请，物流部先查一下库存里还有没有汤碗，如果没有，采购部要去询价，财务部要审核报价，VI要设计碗上的logo。一套流程走下来，原本一个星期能办成的事现在要半个月，一线门店觉得麻烦。”
当家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但陌生的职业经理人要求推行此类改革，很难得到“元老”的支持。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缺失在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自然落伍，但家族企业对外来职业经理人抱有戒心，还是有许多客观现实原因的。“上阵父子兵”常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长子、女婿最吃香
作为独生子，郑孟午可能没有对接班说“不”的权利。如果创始人有多个子女呢？
根据新财富500人榜，在内地家族企业中，长子无论在公司管理权还是股权的继承中，都占据优势。在113家开始股权传承的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中，15家由控制人家族的长子担任董事长，仅5家由次子担任。虽然“三子”中不缺乏硕士等高学历人才，却没有人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职。从拥有的公司股权看，长子也远超越其他兄弟，持股比例平均为17.43%，平均控制的市值为3.11亿元，而次子这两项数字只有15.58%和2.97亿元。
不可否认，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内地家族企业。如果二代是独生女，“选婿接班”的现象越来越多。去年11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共有19家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女婿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甚至董事长职位。而今年出版的《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富二代中已婚者的比例高达46.4%。很多富人相当注重对女婿的培养，而女婿们也在公司遭遇突变时充当了主心骨。2011年4月，兴民钢圈前控制人、董事长王嘉民因病过世后，就由其女婿、80后高赫男接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2008年12月，华星化工董事长庆祖森辞职，同样由其女婿谢平接任董事长兼总裁。
其实，家族企业除了管理权传承，也可以实现股权传承。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国内企业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是先转移管理权和少部分股权，让后代担任董事长等重要职位，观察一段时间，再逐步转移控股权。堪称富二代成功接班典型的徐冠巨，2004年已出任传化股份董事长，但至今只拥有公司24%的股权。当然，也有碧桂园这样先转移控股权的案例。
除了管理权如前所述进行传递外，许多民企在设计上市架构时已经着手股权转让，这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表现尤其突出。截至2011年底，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919家企业中，有113家招股书中出现了控制人家族第二代的名字，许多富二代由此浮出水面，其中甚至不乏未成年人。如恒基达鑫董事长王青运未成年的女儿张莘，持有公司6.23%的股权。鱼跃医疗24岁的少东家吴群已获得11.03亿元的财富。
折中的接班方式
余明阳总结说，内地家族企业存在多种接班模式，其中“另辟蹊径”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父辈做原有产业，儿辈另起炉灶，产业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父辈不时为儿辈提供支撑。
例如，恒安集团的许连捷的三个儿子都无意接班，长子许清流目前负责资本投资，次子许清水主攻房地产投资，小儿子许清池则负责连捷商贸集团的品牌连锁运营。闽东人王力也是一例。闽东许多企业都做电机出口，王力的父亲创办的电机企业做了16年出口，生意最重要的是靠金牌业务员大家的产品都差不多，外语和技巧娴熟的业务员能抓住核心客户。王力的父亲想，如果女儿能够把这些业务都掌握在手上的话，根本就不怕那些业务员想跳槽。他毫不犹豫地送王力出国留学。
按照父母的意愿，王力本科学的是管理，研究生学的是金融，为回国接班做准备。回国以后，父亲安排王力去工厂上班，但枯燥的工作环境让在国外见过世面的王力很无趣。“在工厂待了半年时间，我父母说，老待在工厂会不会太委屈你？要不要自己做一些什么？那我说，要不就做红酒吧。”
王力上学时在澳洲一些餐馆打过工，当地餐馆会在酒单上选一些比较出名，性价比较高的酒供客人品尝，老板让王力负责做酒单，她经常去澳洲当地的一些酒庄挑选，久而久之对红酒有了一定了解，也和许多酒庄主熟识。于是她决定利用在澳洲的资源做红酒贸易。为了不辜负父母送自己出国深造的初衷，王力一边打理红酒生意，一边兼顾工厂的业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我会长期跟他们保持联系，谈判这块也是我负责，具体跟单、搭货之类的由助理负责。”
传统制造业生存堪忧是王力做红酒贸易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机电产品原材料都是金属类的，比如铜线去年涨得很厉害，原先一吨铜线是4万多，去年涨到7万多。人力成本也在涨，不然留不住工人。我们收的是美元，汇率又一直在跌，所以做实业挺头疼的。”王力认为，传统出口制造业随时会遇到风险，红酒、咖啡、燕窝等消费品贸易相对来说比制造轻松，这是一个快速膨胀的行业，只要操作得好，利润空间会比制造业更高。“从经济学角度上讲，葡萄酒行业还属于抛物线上升阶段，还没有过那个最高点。”
很多同样认为制造业前途晦暗的“富二代”朋友效仿王力，做起了她的经销商。王力在厦门开了一家直营店，外地销售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把酒批给经销商，另一种是代理加盟，加盟商可以在当地开一家和尊荣饮艺相同的会所。“一些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不想接家里的生意，就跟我说，哎，王力，我看你这个做得不错，干脆你把一整套复制给我。现在天津、成都、佛山都有我的经销商。我给他们做培训，他们父母都会给一定的资金，就跟我订一批货，通过自己或父母的一些人脉关系来把这个路子铺开。慢慢他们就会摸索出哪些产品适合当地的风格，什么样的价位合适。”相比父辈在工厂里熬大半辈子，王力更喜欢红酒贸易带给她的生活方式。每次出差不仅可以去参观风景如画的酒庄，还可以品尝当地的有机食物，“非常享受，根本就不会觉得是在奔波出差，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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