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吴越按:105岁的周有光老先生,是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期间的受业老师。当时他的职务是“汉字拼音化研究室主任”。周老师奉命给周总理的汉字改革报告起草报告稿,我就曾奉命给周老师当助手,负责提供数据和资料。周老师本是经济学家,五十年代从美国回来,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因为他对汉字拼音化有研究,这才调离本行,做了几十年汉字拼音化的研究。他自己说:如果当年不调离经济系统,他肯定是“右派分子”无疑。在当时那个“不能说真话”的年代,他绝口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内形势的逐渐宽松,他一改初衷,在报刊上大谈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问题,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虚假的。所谈问题,深入浅出,非常好懂又十分中肯。他自己说:反正一百多岁了,也不怕了。像他这样高龄的学者,身体健康,思维正常,并能继续发表文章、从事于政治启蒙运动的人,的确很少见了。现在转载一篇他的访谈,并用夹批的形式,做一些注释。
今年北京的三月仍属寒冬,在穆旦描述为“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不到下午六点钟,窗外就又冷又昏黄。前一天下起今冬第十场雪,平日喧闹的城市少有得安宁。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六只绿色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
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三十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米,他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周老师的房子,就在南小街51号国家语委的后面。是国家语委的80年代拆了招待所盖起来的简易职工宿舍。〗九平米大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九十厘米长、五十五厘米宽,漆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周老师一直使用他设计的惠普文字处理机。这种老式的机器,我在他的介绍下也曾经花6000多元购买过。但是它与电脑不兼容,早已经被淘汰了。现在在中国坚持使用的,可能只有他了。〗就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105岁的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眯眯地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他会以手掩口,仿佛怕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Gan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再讲一会儿。
周有光出生于一九○六年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很有意思,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要他拍一张西装照片寄去,他因为一直在常州,“土得很”,结果到照相馆戴了一个领带,又系上一个领结,成了日后同学必提的笑料。
周有光的专业是经济学,曾去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打仗的苦难,他反而生出一种乐观精神来,建国之后接踵而至的反右、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一九五五年十月,年近五十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一九五七年就“反右”了,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很好的博士生也自杀,他都不知道。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坐二十年监牢。“我算是逃过了一劫,不然二十年下来,即便不死出来也没什么用了嘛。”〖这话可不一定。很多经受过牢狱之灾的人,出狱之后,依旧焕发青春。何况周老师身体如此健康,如此长寿!〗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对。“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叶圣陶曾感伤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张允和老师对昆曲有研究,在振兴昆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对彼此的敬爱。
张允和九十三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4岁,她去世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一九八九年离休之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一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一百○五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