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25期：从亲密走到疏远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密走到疏远


    最初的一些年，他们的往来继续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时过境迁，随着各自事业的投入，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势在必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居然基本上中断往来，的确让人颇感意外而为之遗憾。
     
     当远在北京的汪曾祺，为好友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一样，也建议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他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结束时，以下面一句话，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回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如他们的期待一样离开香港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以后的岁月里，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
     数十年间，投身新建设、大鸣大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如此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在中国，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些作家艺术家，在那个时代注定与政治密切相关，其命运浮沉，焉能摆脱必然与偶然的交叉影响？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以及投入与专注，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能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塞外农业研究所之后，又能在六十年代重回戏剧界。虽有“右派分子”的“前科”，却仍能被启用，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文革”期间，他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出现的殊荣……
     黄永玉一九五三年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投身新时代，希望借各种方式来拓展艺术空间。他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在一九五七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反右运动”的冲击，却没有逃过“文革”的磨难。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初期的批斗与挨打，到一九七四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最初的一些年，他们的往来继续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时过境迁，随着各自事业的投入，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势在必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居然基本上中断往来，的确让人颇感意外而为之遗憾。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与他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几年，听说我在搜集黄永玉书信，黄裳陆续找出一批交我整理。这些信，成为记录他们的友谊与文化烟云的珍贵史料。在这些书信里，黄永玉时常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介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这样一来，文章不写了，很对不起，请为此事少生点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即为汪曾祺儿童小说《羊舍一夕》作插图和设计封面，出版时书名改为《羊舍的夜晚》。李辉注）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后期七月十八日）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局势的变化，黄、汪交往虽然继续着，但早在“文革”之前，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这是黄永玉时隔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在豪夫门，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豪夫门则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我很后悔，为何没有带相机，为他们的久别重逢、隔膜化解，留下瞬间的影像纪录？
     不到一年，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八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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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永玉很不了解

呵呵·····我好像在象山报上看到过

这里贴的都是《今日象山》读书版块的内容，是余志刚老师编辑的。阿宇也看《今日象山》？

辛苦了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