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和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很多年轻人难以在城市扎根。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两亿多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请继续收看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位于深圳宝安的龙华汽车站规模不大，但却是农民工进出深圳的交通枢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到这里，又散落到特区的各个角落。其中大多数，都是三十岁以下的80后和90后。他们怀着梦想，立志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但车水马龙间，成功似乎总是遥不可及。
年近30的湘妹子冯玉宁在深圳打了十年工，如今已经结婚生子，丈夫来自陕西，在工厂宿舍当保安。夫妻两人月入三千，生活难免拮据。冯玉宁说：“我觉得哪方面都消费不起，做什么事情干什么哇都算了算了，买东西都要买特价的，买什么都要...像我们这里很多租房子的，没有在工厂吃饭的话，每天晚上去买超市里打特价的菜，很多人去买，有时候去抢，晚上菜便宜点嘛，这里什么都特别贵，买什么都要算算算，想想想。”
长年在深圳打工，让冯玉宁对这座城市产生了眷恋。她说，她很想把年仅五岁的儿子从公公家接过来，一家三口在深圳长久地生活，但这样的梦想并不现实。“我当然有时候这样想，但是不可能阿，首先来到这里没有买房子，在深圳买房子是不可能的，就算我做一辈子也买不到一个房子的边，多少万？几百万？不可能的。每个月1700块钱，除掉生活费房租费水电费，几乎都没有钱了，不欠账就可以了。”
恰逢暑假，儿子来了深圳。冯玉宁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到深圳来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能有出息。但因为全家都没有深圳户口，冯玉宁担心，孩子因为身分问题上不了公办学校，只能花更多的钱去那些良莠不齐的民工子弟学校。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评论说：“中国人说每个人都有公民权利，你可以受教育，你可以得到社会救助，这是一个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福利，但是中国这样一种公共福利，我们说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他是以属地化的方式来满足的，是地方财政供给的，你义务教育是义务教育，但你广州的义务教育是由广州市财政来满足，这就带来一个地方财政和他承担这个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问题，这个能力一个是客观上他能不能承受，一个是主观上这个地方政府他愿不愿意承受。
类似冯玉宁遭遇的困惑并不少见。在中国，户籍问题一直是阻碍城乡交流和公民迁徙的历史性难题，也是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权益的制度性障碍，农民工子女往往因为没有父母务工地的户口，而难以在当地求学。调查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49%，而广州则只有34.6%。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步入育龄阶段，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势必会日益严重。
另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21.3%，34.8%和8.5%。由于户籍的错位，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深圳总工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有76.9%的农民工希望能获得与城里人相同的公共权益。
蔡禾说：“所以在现阶段关键是什么呢？你怎么把户籍背后的利益逐步分离出去，因为现在的路子还在于迁户，迁了户就有这个利益，但事实上现在的迁户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其实广东省搞了农民工入户外来工，他每年进多少人是有个比例有个数字的，你打分农民工是永远打不上去的，因为你光教育一项就没分。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事情，他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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