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本着忠于原著的原则，将剧情、台词、大小角色设定等全都照搬上荧屏。有人冠之以“电视书”。对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引发出的一些是非探讨，借用“雪中芭蕉”为例予以说明或澄清，也许颇为恰当。
“雪中芭蕉”是唐人王维所画《袁安卧雪图》的局部，最早著录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沈括提及此画，乃是有感于张彦远对王维的批评。张氏批评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而沈括举“雪中芭蕉”为王维辩护说，“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并进一步指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雪中芭蕉”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桩千年公案，还常被视为分析艺术真实性的一个典型个案。
雪本北方寒地所固有，芭蕉长在温热之南国，二者在画面上同时出现有违生活常识。张彦远批评王维作画“不问四时”，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列举了其他类似错误。例如，吴道子画子路，饰以晋代才佩有的木剑；阎立本画王昭君，戴有国朝
唐朝)才时兴的帏帽，等等。在张氏看来，“生活事实”是艺术真实的参照，“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
只有对生活进行“详审”才能达到艺术真实。王维的“雪中芭蕉”，显然违背了这一真实性原则，因而被批评为“画之一病”。
不过，将“生活事实”作为艺术真实的参照并非无懈可击。宋人朱翌就曾说：“右丞
王维)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明人俞弁的《山樵暇语》也辩说某人在广西就“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也”。王肯堂在《郁冈斋笔麈》中，更是用梁朝徐詀的一首诗来证明雪中芭蕉的存在，并且以“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的实例来论证雪中芭蕉“盖实景也”。由此可见，倘若极南之地普降大雪，类似“实景”是有可能出现的。
这其实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理由在于历史只记载已发生的个别事实，而诗人关心的则是普遍性，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历史。因此，艺术真实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普遍性，即生活中“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偶然发生”和“个别发生”的情状。
任何形态的艺术真实都是虚构和想像的产物，因此不必拿现实生活本身直接去比照、衡量和评论艺术。艺术家主要对受众的想象力负责，而无须过多对生活事实负责。仅将生活事实作为艺术真实判断的唯一参照，不能完全服人。同样，在艺术再创作方面，与原著之间也存在艺术真实性问题。《红楼梦》是以写实为主调的作品，但是其中也夹杂了类似太虚幻境这样的“魔幻”情节。电视剧作为艺术再创作，在编导过程中加入一些新的艺术构想也是无可厚非的。所谓忠于原著并不是要求照本宣科，而主要是指忠于艺术真实。
那么，怎样的虚构和想象才是艺术真实呢？合理的虚构想像和“画之一病”的区别在哪儿呢？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对“雪中芭蕉”的争论上来。
王维的“粉丝”对“雪中芭蕉”最有力的一个辩护就是选择了从立意的角度出发。他们声称，《袁安卧雪图》实则表现出王维所信奉的佛禅精神，即芭蕉作为“速朽之物”能够“凌冬不凋……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
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只要作品能够表达某种意义，都应当被视为一种真实，即所谓“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就此而言，“艺术真实”又是有意义的虚构。
回到《红楼梦》的翻拍上来，关键是要表现作者的立意、抓住小说的“魂”。在艺术创作和再创作过程中，今人与古人都不必画地为牢，更无需拘泥于牵丝攀藤的细枝末节。 |
红楼梦的魂：本意是“經”，一部（經）三曲（儒仙佛）。剥离“經”的一横三曲，变成“紅”，道破玄机！儒家正心，仙家炼心，佛家戒心，从不离开人的内“心”，化生“慈”“悲”，暗示“四大家族（贾、薛、王、史）”谱谐“假写往事或者家亡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