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正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中。
居于他们上面的，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大多不是上海人；居于他们下面的是数百万计的外来创业者，他们也不是上海人。于是乎，说着上海方言的本地上海人就成了一个中间群体。往上，他们很难去取代统治者的地位；往下，他们却万万不愿与那些新来的创业者同处一隅。因此，他们选择了，或者说被迫选择了一种夹缝中的生活，其原先的社会根基也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统治上海的不仅仅是那个地区最高领导人，还有他的幕僚，以及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后者也大多不是上海人，他们或来自江浙等民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或来自权贵领域，在加上那些天然就具有超国民待遇的海外人士，这个多达百万以上的群体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统治者和玩家。他们占据着上海最繁华的路段，享受着上海最高档的服务，却偏偏不说上海话。他们就像是旧时上海租界的外来殖民者，统治着这座城市，却又凌驾在这座城市的土地和本土居民之上，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在那些说着上海话的本地居民之前。而上海人，由于上海本就缺乏发展规模民营经济的土壤，大量本土居民又过于迷恋过去的荣耀，以致在新形势下一时无法适应，终于被统治阶层远远甩在身后。他们若要在新时代中获得一个较体面的地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挤进权力圈层，或者全心全意为这个圈层服务。而一旦成功的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上海话，转而采用与这个阶层相近的语言。
但即使如此，能最终获得成功，或者相对成功的依然只是少数，剩下的，也是更多的上海人不得不继续处于原来的夹缝地位。他们依然在捍卫着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感，面对另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外来创业者，他们即使表面上保持常态，但在常态的背后，还是固执的守着一条不可动摇的界限：我是上海人，你是外地人。我们终究是不同的。
可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上海人的标志，才能成其为上海人？没有了财富的优势，没有了中心城区居住权的优势，没有了就业机会的优势，上海人还能剩下什么特制？
语言。语言永远是一种文化的最大和最显著的外在表象，所以上海方言成了上海人最后占据的阵地，它也成为上海人身份最鲜明，也是最自然而然的象征。围绕上海方言，一场浩大的自卫战正在展开，它以捍卫上海方言的存在地位为口号，以在各种场合坚持说上海方言为形式，再以全民参与的规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着。
大多数上海人会说普通话，但他们在与新上海人交谈时，总会刻意去坚持说上海话，不论对方是否能听懂或接收。这种坚持不仅在上海，在外地的上海人更多上海方言有一种顽固的执着。他们宁可打手势，也不愿用完全的普通话与对方交流。所以在上海的外来创业者会对上海人的这种固执非常反感，因为上海人正在用语言制造了一道无形的障碍，阻止这些外来创业者进入上海的本地圈层，除非你也愿意用上海话，否则这个圈层的吊桥永远不会为你放下。处于同样的原因，上海人也对外来创业者的这种反感持排斥态度，不管后者怎么抱怨，他们还是不愿放弃说上海话的权利——我甚至可以说，是说上海话而获得的存在感。假设一下，如果上海人终究不再说上海话了，那么他们该被如何分辨？他们作为一种族群，又能如何“存在”？
还有一部分上海人选择继续做他们的精神贵族，以貌似更高贵的素质捍卫者他们的上海身份。这自然是可喜的。但素质——或者说适应城市生活需要遵守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并非不可学习和模仿的，甚至上海人自身也在向东京、香港、纽约、伦敦这些城市模仿着。遵守交通规则、人行电梯靠右、注意个人卫生、排队守序，所有这些行为无一不是来自于学习和模仿，既然如此，它们的上海特质又是什么？没有，所有这些都只是大都市的共同特质，唯一可以自傲的仅仅在于，上海比大多数大陆城市做的稍好而已——除了穿睡衣逛街。
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割裂着上海，同样在割裂上海的还有不可阻挡的城市化浪潮。
原来的上海城市生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依赖如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分布着的上海里弄连成一体。这种船传统里弄的设计并不太注重私密性，而更讲求街坊邻居交流的方便。屋子挨着屋子，门对着门，谁家进出了什么人，谁家在干什么，都是公开的秘密。对居住而言，这种以牺牲私密性而换得的邻里友爱很难用好或不好来形容，但它们也确实创造了一种传统邻里文化，并塑造着一代代上海人的生活状态，久而久之，也成了上海文化的一部分。而如今，这种文化正在渐渐演变为一种记忆。新式住宅的大量涌现，虽然带给了人们更私密的生活，和更好的物业服务，但却将这种邻里文化全然破坏。而邻里文化又是上海传统生活方式中最根本的一部分，形成着一代代上海人对过去的记忆。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成片成片的新式住宅取代了原先的旧式里弄，并最终占据了主流。而传统上海民居反而成了需要刻意寻找才能发现的上海传统生活的活化石。参观者成了被参观者，也成为文化爱好者考察探秘的对象。不仅是如此，纵横交错的现代城市网络将仅存的这些旧式里弄分割的四分五裂。它们曾经是一个庞大而统一的整体，而如今只是一个个零散的部落。在老北战一带、城隍庙南端、四川北路和北京路两侧，以及其他各区的某些角落，苟延残喘。
城市化还会大刀阔斧的继续，这些也已处在夹缝中的旧式部落，会一个个接二连三的消失。最后保留极个别最具代表性的，将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对上海人来说，则是文化的残余，以及曾经的城市牧歌。在回忆的梦境里，它们都无比美好，沐浴着永不隐落的暖阳。但就像《乱世佳人》里卫希礼所说：“怕都已无可挽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