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步青院士、陈省身院士先后作古，今年103岁的贝时璋院士是大陆唯一健在的、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位百岁院士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体健康，而且仍在继续工作。在岁末年初，贝时璋院士的学生兼助手、科普作家王谷岩先生应本报之约特别采写了这篇文章。
103岁，每天还在工作、还在思考科学问题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每逢星期三的上午，我总要在10点钟准时来到贝时璋先生的家。贝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我是先生与院、所间的联系人。贝先生还是我们细胞重建研究组组长，我是先生的助手。每周的这一天是先生和我讨论工作的日子。一生中，少享受，多奉献，工作是先生最大的快乐。贝先生今年102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每到讨论工作的这一天，先生总是提前到客厅就坐。我一到，随着我的问候声，先生也总要起身和我握手，热情而和蔼地说：“王谷岩同志，你好！”而每当工作结束之后我离开时，先生又总是起身和我握手，并总要送我到门口，和我道别：“王谷岩同志，再见！”我是先生的学生，又是他的助手，可多年来先生一直是这样称呼我，一直是这样的和蔼、客气。不仅是对我，对于任何人，不论是领导、同事、朋友，也不论是学生、下属、小辈，或是来拜访他的少年儿童，先生都无一例外地这样问候、这样道别。
贝先生目前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一件是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其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先生说，他要把进行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探索研究得到的认识作为“备忘录”，交给研究所和国家，希望对一些科学问题的探讨与发展有些用处。另一件，是回顾和总结他从事科研和教学80年的心得体会与经验，以及他创建并长期领导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建所思想与实践，贝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作“回忆录”，同样也要交给研究所和国家。
103岁的老人依然如此工作不倦，这对于常人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而贝时璋先生究竟有哪些长寿秘诀呢？
长寿的秘诀在哪里？
贝时璋先生92岁之前，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1995年，贝师母程亦明女士91岁，是年8月29日与世长辞。从1996年起，贝先生不再去实验室了，改在家里工作，算是开始了老年生活。
贝先生的老年生活，做到了工作生活有规律、饮食起居有条理，就自己的能力所及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一些事情亲自动手，尽量自理。
在家里，贝先生每天工作3小时左右，日常主要是阅读书刊，做笔记、写短文、指导研究组的工作，还有2003年完成的主编《细胞重建》第二集工作，以及现在的“备忘录”、“回忆录”等工作。
来贝先生家的客人也不少，有各级领导，有亲戚朋友，有学生同事，甚至外宾。所以他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他的老年生活是愉快和幸福的。
每晚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洗漱之后，先生八点钟就上床睡觉。以前起得很早，冬季五点半，夏季五点。这两年起得晚些，现在是八点钟起床。一夜有睡有醒，睡觉质量还可以，醒时就想想科学问题。每天起床后，先整理自己的卧室兼工作室，收拾床，抹桌椅板凳，然后倒尿盆。
吃的方面，贝先生除一日三餐，基本上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先生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讲究营养和热量，注意卫生。
1921年，在德国留学时，学生中盛行吸烟，贝先生也学会了吸烟。烟一直吸了60年，到80年代初，说戒烟，便从此再不抽烟。
贝先生常年坚持洗自己的内衣裤、袜子、手帕和抹布。每天用温水洗三次脸，夏天全身用热水洗一次，冬天分上、下身各擦一次。
前几年，贝先生每天要在室内、走廊和阳台走上3000步，以模拟从家里到实验室的路程所走的步数。自己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这两年，走得慢、步距也小，走的步数少了些。进入这个冬天，则每天早晨在卧室走10分钟，坐在床上练10分钟，白天再到走廊、客厅走一走。103岁了，走路不用人搀扶，与人握手时总是那么有劲，应该说是得益于他常年的这一系列锻炼活动。
直到现在，贝先生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还很好。只是从1999年96岁开始，听觉变化严重，视觉变化也很大。与人交谈虽借助于助听器也听得不太清楚了，用笔谈时字迹要黑白分明，用铅笔或钢笔写的则看不清楚，要用粗笔写才可以。现在，笔谈时则要借助放大镜了。熟人和家人可用手在先生手心上写字，他利用触觉可以与之进行交谈。先生讲话时还要戴助听器，目的是听自己的声音，可使谈话比较系统、连贯。2003年编纂论文集时，没有讲稿，先生也能思路清晰地做一至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如不戴助听器，听不到自己的讲话，那样条理会乱。先生现在常说，“我这样的年岁，脑功能好，记忆力（信息储存）和思维活动（信息加工）都好，只是信息输入功能（听觉和视觉）差一些，这种健康状况已经是很好了。”
1926年，贝先生在实验室吹制玻璃器皿时，一块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左前臂，以后就在皮下长出一个小瘤子。先生胳膊上的瘤子，70多年间虽然逐渐长到小鸡蛋那么大，但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直到2004年8月间，瘤子突然往外流出血水。大夫的意见是应该手术切除。贝先生则坚持保守治疗。因为他怕万一手术时断了神经，就不能工作了。也怕年纪大了，刀口较难愈合，影响他去工作。最后，还是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研究员的劝说和安排下，作为党员服从组织，住进北大医院做了手术。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毕竟是百岁老人，医院十分谨慎，术前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一切指标无一异常，各个脏器功能完全正常。手术也十分顺利。原来预期对于这么高龄的老人可能需3周时间才能拆线，结果两周就拆了线，之后刀口恢复得也相当好。真乃是一位再健康不过的百岁寿星！
贝先生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平常极少吃药。连此次手术一共才住过三次医院，另外两次是得的肺炎。贝先生从不吃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有时吃安定片，使睡眠好些。最使他不舒服的是经常便秘，原因可能是坐得多、天气干燥、水喝得不够，这样他一周要用两三次通便药。
贝先生之所以每天坚持吃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是认为根据他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就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
平静的心与坚定的意志
有健康教育方面的专家说，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一定与他的道德情操相关。贝时璋先生的一生，心平气和，与世无争，意志坚定，不畏困难。这些性格是在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
先生从小不好动，能很久很久坐着不动。他的阿姆（母亲）除每天的家务劳动外，还要做些结鱼网之类的“小生活”，以贴补家用，他的姐姐也帮她做。每当她们将结好的网送出去卖时，5岁的他就担当看家的任务。他坐在门口，不让狗进来，等她们回来。他总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不喜欢跑跑跳跳，只爱玩沙包和香棒（香烧完剩下的竹棍）一类坐着玩的游戏。贝先生说，长时间看书、写字、伏案工作，他能坐得稳，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久坐不动，又与人少交往，有的长辈就批评他“多见树木少见人，不懂世故没出息”。我想，当贝先生后来为他的族人们增了光的时候，这位长辈肯定收回了这番话。
贝先生虽然沉默寡言却勤于思考。他3岁时第一次走出院子大门，在祠堂门口看到两只很大的石狮子，他将手伸到狮子嘴里去推里面的石球，怎么也推不动，还是一位长辈帮他推动了石球。他非常好奇，为什么这球既不会被狮子咽进肚里，又不会从嘴里掉出来？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要问个为什么。
8岁时，贝先生在家乡的“进修学堂”上了学。阿姆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特意租了一套上学礼服，有红缨帽、天青缎外套和黑缎小靴。第一天上学，先拜孔夫子，接着开笔老师教“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用墨笔描红字本。当时他很高兴，日常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字写下来，这多好！两年后，转学到另一个较大镇子的“宝善学堂”。国文课学了《古文观止》的多篇文章。读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一文，开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给他印象很深，觉得有道理，使他对天地万物人生，生出了不少幻想。喜欢静静地坐着、又沉默寡言的他，读书时思想十分活跃。
12岁时，阿爸带他到汉口，进了德国人办的一所中学“德华学校”。除国文、史地和一年级的德文由中国老师讲授外，其他课程都是德国老师担任的，一般读了一二年就能看德文书了。学校还备有介绍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及人体等的《理科读本》，供学生借阅。虽然都很浅，但知识面广，且有系统。他很爱读这些书。1918年秋，15岁的贝先生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有兴趣，初步懂得了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因而，在1919年春，贝时璋先生投考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先在德文科后升入医预科。
1921年秋，同济医预科毕业，贝时璋先生赴德国留学。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他却改了“行”，弃医从理，先后在福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三所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系。在上述三校，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又自学一些数学，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
1924年初，土滨根大学动物系的导师给贝先生提出了博士论文题目：《两种寄生线虫的细胞常数》。经过深入思考，他提出寄生的线虫不适合做实验，因为不能培养，且虫体太大，细胞数目太多，又不透明，做实验很困难；而自由生活的、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作实验材料，可用稀释的醋培养，个体小，细胞数目少，又透明，便于观察，有利于做实验。导师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样,他就顺利地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了实验研究。于1927年、1928年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一篇《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是他的博士论文。
1921到1929年，学习六年半，工作一年半，贝时璋先生在德国一共呆了8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学会了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积累了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作风：学习刻苦、谦虚谨慎，这是他原来的本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德国的传统，有些与中国的传统一致，如治学严谨，工作细心；有些是德国人闻名世界的特色，如条理清楚，秩序井然，以及多做少说，这些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注重秩序，什么事情都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写出初稿了，他总是那么放着，不急着拿出去，总在反复推敲，或者补充实验。他的论文也总是写得尽可能的短。
贝先生1929年秋回国，1930年8月应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担任系主任，筹建生物系，到1950年他正式调往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在浙江大学20年。他对学校感情很深，他和竺可桢校长，和同事，和学生，同甘共苦，互相都有很深的感情。后来，他离开了浙江大学，但学校、同事和学 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术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助手，贝时璋先生被调往北京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他本不想离开上海的实验室，不想担任学术秘书的工作。华东办事处副主任李亚农和他谈了很久，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他愿意做研究工作，认为做研究工作可以最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党却认为他兼着做些学术组织工作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尽管思想不通，他服从了。在筹建学部时，即将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的竺可桢副院长征求他的意见，要他担任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他竭力推辞。他说学部副主任的担子太重，挑不起来。几天以后，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又找他，还是希望他担任副主任，他还是没有同意。在研究工作上，他有魄力，不把困难放在眼里，对于领导工作，他自知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害怕自己给党和人民的科学事业带来损失。
2004年，在贝先生家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先生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先生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块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之后又嘱咐李妈的儿子：“你来接你妈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是一个孝顺儿子，我相信回家后，你妈妈会得到你很好的照顾，使她健康长寿。”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社区的一位领导流着泪叮嘱李妈的儿子：“贝老节衣缩食拿出3万块钱，数目不小，你一定要保证让你妈妈安度晚年，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在浙江大学时，贝先生给毕业生的题词，用得最多的是“学问试看胜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和“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座右铭。
为中关村“院士手印墙”题词时，贝先生写下了“求实、求是、求真”，这是他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追求真理和勇于开拓的写照。
图片:2007年1月24日上午,路甬祥看望贝时璋院士.
[ Last edited by 成根 on 2007-4-6 at 09: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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