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据悉许多代表试图提议修改国歌
十一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正在举行，据悉许多人士试图提议修改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其理由是现有国歌诞生于抗战时期，与硝烟炮火相连，“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过于耸人听闻，煽动并强化了反日情绪，不适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违背中外友好的时代潮流。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颂龙旗》有词无曲，歌颂皇权和封建统治。从清朝以来，国歌几经修改，随着江山兴废几番不同。
新中国的国歌，众所周知，是采用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用这首歌作为国歌，是大画家徐悲鸿提出来的，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
“文革”时期国歌实际上被废弃--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纯演奏曲。由于极左路线，1978年国歌被改过词，“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四年以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又恢复了原来的歌词。由此可见，国歌见证了百年来中国的沧桑和变革。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起伏不定，2006年，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认为中国国歌是抗日歌曲，不利于日中友好，希望修改云云。其实不仅是日本人，许多中国人也认为国歌煽动仇日情绪，并从不同角度提议修改国歌。
有些人认为，在奥运会领奖台、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已不合时宜，国歌歌词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服务中国的未来，也没有面向世界等等。
提议修改国歌的人士朱合益认为，未来新推出的国歌要能“缓和官民对立，挽救政治生态，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能预防减少血汗工厂,野蛮拆迁,暴力执法,家庭(校园)暴力,暴燥激进型人格,自杀被自杀事件,易学易唱有韵味,500年后不过时。”
朱合益创作的替代原有国歌的歌名为《创造文明祝福天下》，建议CCTV每晚7点前播唱。其中一句歌词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宪法人权, 旗帜在召唤，廉洁勤政，以人为本。良策,良知,良心!”有人认为比原先的歌曲有人情味，充满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中日友好大有希望。
近几年来，也有人撰写了新的国歌方案，但是，无论是主张修改国歌还是不希望改国歌的人认为，空洞、粗糙，更像是街头政治口号，缺乏真情实感和文字美，被认为居委会会歌都不合适，哪吒三毛金刚葫芦娃的作品都要比这个好。
朱合益认为，反新国歌歌词方案,实质是“反公民道德,反文明进步,反诚信良知,反民主民生,反和解合统,反改革开放真善美。”这种独断的定性，反而背离了他所提倡的和谐社会言论自由的主张，让人不免对他的真实想法产生疑虑。而他把国歌当做解决中国各种百科全书式的疑难杂症，具有各项优点的灵丹妙药，显然期望过高并且不切实际。
国歌修改提议者们一致担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传达的不安和危险。据说，刘亚洲中将撰文讽刺：“猪发出的最后的吼声，总是绝望而悲壮的。” 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提到，建国初，有人认为带有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过于耸人听闻，不适合当作国歌。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建国了，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文革时认为形势大好，把这句歌词改动。田汉被当成日本特务，被迫害致死，连骨灰也没留下。
法国国歌都诞生于二三百年前的战争时代，也并没有夹杂着当今美法两国的价值观，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实在2009年3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梅葆玖、于海、倪萍等委员则一致认为，国歌承载着民族的士气，背负着不可忘记的历史，现行版应该保留，即便需要改词也要慎重而行。
朱合益提出建议:评选并制作"不忘历史警钟长鸣10首歌曲专辑",可以收录《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等传统名曲,并让中央电视广播每年9.18和清明节、建军节的特定时段内播唱此专辑，年年坚持宣唱,形成一种新习惯，这样将大大减少“改国歌”各种阻力障碍,化解部分两会代表委员的后顾之忧。
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分析了国歌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并认为，没有危机感，才会出现危机；当危机出现时，又不知如何有效度过危机。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缺乏危机感。田汉说：“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而无救的。”
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提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句话确实应该时刻回响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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