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作为“海山仙子国”，虽“绝处海上”，毕竟落在人间，时遭海匪骚扰与海寇蹂躏。自唐迄宋，虽有木栅、土城，仅能御小股匪贼，作一时之防护。入明后，面对倭寇大举入侵，即无能为力。世代象山民众，梦寐以求者为拥有一坚固之城池，得以捍卫安宁与幸福。直至立县之后846年，幸有县令毛德京主持，方成此座形如银蚶之石城。（见图）
一、筑城前的计议与经划
明嘉靖间，倭寇频频登陆骚扰。嘉靖三十年（1551），29岁的毛德京耒知象山县事。受任之初，即报倭至。遂毅然治战，昼夜戍守，民感激赴义，无不一以当十。倭攻县治不下，转破昌国卫，剽掠甚众。
翌年为嘉靖壬子（1552），倭寇大举犯浙东，四月掠舟山、象山，随后窜扰温、台、宁、绍间，史称“壬子之变”。据嘉靖县志载，倭寇由象山石版头登陆，占赤坎、游仙寨十余日，势将入县治，“民咸奔窜”。毛德京告诫民众，“毋徒奔溃，而资敌势”，饬县兵、乡兵，加强守望。爵溪所百户秦彪兄弟疾驰杀贼，死于此役，县兵、乡兵死者40余人。毛德京聚乡民，激以大义，躬亲督战，从容指挥。倭不敢入县治，望风退却，相戒曰：“宁拉虎头，无犯毛侯！”“迨贼稍退，则毅然为城象（建造象山县城）计（筹划）矣”（周希程《城象记》）。
然而，说到筑城，又谈何容易！
且看历史的教训。明洪武十九年（1386），信国公汤和奉诏命任视浙东，“以象山三面环海，寇盗易入，议筑城，众论挠阻。”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奏请城象（建象山城）。事下省司，省参政沈继美已率员来象山测量地势。“尼（困于）财诎（经费短缺）不报”。何况毛德京为“城象计”时，正值严嵩为首辅，嘉靖帝不问政事，前巡抚朱纨竟以“擅杀”勾结倭寇之漳贼首领而遭弹劾，落得个“仰药而死”的下场。朝中官员，从此“摇首不敢言海禁事”。而且，筑城要动用官帑，如层层奏报，不仅旷日持久，其结果亦难免再蹈覆辙。
面对倭寇的烧杀抢掠，毛德京不愿“委之而去”，县城非筑不可。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民间。在一年多来的抗倭战斗中，毛德京与象山父老民众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已充分感受到象山的民情和民气，而且还看到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在倭寇稍退之后，即“整兵归治，设木栅固守，集父老会议之，乃谋城筑”（杨继宗《金汤奏绩序》）。
象山父老之代表人物是当时象山一代宗师王涣门下的子弟和学生。他们刚毅果敢，心系苍生，爱国爱乡之高风亮节，足为后代模式。王涣，弘治丙辰（1496）进士，初授福建长乐知县，持廉秉公，政绩卓异，擢监察御史。时宦官刘瑾用事，王涣以劾刘瑾、劾都御史王璟不法，被杖朝堂而落职。后刘瑾伏诛，涣虽复官，却令致仕回家。于是“剪茅为屋，率子弟讲学其中”。据嘉靖县志载：“邑人初不知学，自毅斋（王涣）倡兴理学，士多向化。陈文昌、周希程、姜文源、吴乾抚、吴乾养、应云鸑、黄泮与毅斋诸子（共七人，木昂、梴、楠为其中最知名者）互相砌磋，闻风向往者负笈以从。此时象邑讲学之风最盛，彬彬乎质有其文矣。”嘉靖象山一代科甲，多出王氏门下，县志中有传者十有三人。王氏的子弟还有子弟，学生还有学生，加上影响所及的民众，就形成了象山的民情、民气、民意，形成了毛德京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当时他们大多居住在象山，与民众休戚相关，同患难、共进退。目睹毛德京这位“有隽才且负奇气”的青年县令之所作所为，无不感动，竭力“掖扶”。其中对筑城贡献最大的要数王涣之子王木昂、王梴和门生周希程、应云鸑。
象山庠士中，首倡筑城者为王木昂，于嘉靖初即“上书当道”：“象山密迩岛夷，据城上游，无城何以守御？”虽未被采纳，但对象山一代民众，影响至深。王氏一门，更视筑城为先人遗愿，念念不忘。王梴为曾任湖广参政的三品大员，年事已高，致仕后迁居郡城。于县城竣工之当年，魂归道山。在一生最后的岁月里，仍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希程以苏州同知（五品）致仕家居，与毛德京交好，筑城后又应毛氏之邀参与校定嘉靖县志。应云鸑在兵部郎中（五品）任上丁内艰（为母守丧）居家，曾说：“曩余备员职方（任兵部职方郎中），毛侯始拜命而问政（任象山知县）。余于修学、建城之议，未始不反复涕洟也（多次含泪提出）。而侯皆唯唯（一一答应）。壬子（指开始修城时），实与计咨（参与策划）。继（接着）走书（致信）孙公（宁波知府孙宏轼），乞资（请求拨款）王公（提督浙、闽军事，巡抚浙江、都御史王忬）。”（应云鸑《修学建城记》）《浙江通志》则说得更明白：“（应云鸑）丁内艰归，会象邑建城，形势规制，皆出其经划。”
二、筑城的“四变”
对毛德京筑城始末，嘉靖县志及所附《象山县修学建城记》、《城象记》、《赠邑令钟陵毛侯序》、《金汤奏绩序》等，都有彼此互见的记载，但于具体过程，却含糊其辞。因为有些“计咨”，在当时是讳莫如深的。应云鸑只说“凡四变，三阅岁而告成”。如果细加研读，不难从中见其始末，且从表面的“若愚”、“若拙”中，见此中的“大智”和“大巧”。
下面就以“凡四变”为线索，一一阐述。
首先是按应云鸑的“经划”，“计户植木为城”。“计户”，是按户口落实责任，“植木”，是打较长的木桩。虽然简陋，但工期短，收效快。“植木”后已具象城的雏型。
“二变”为“继加以土”。在木城内侧加土，更有利于守御。此“两变”都是“土法上马”。按县志载，建城起工于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植木、加土，当年即已完成。
第二年，倭寇又大举入侵，三月，东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该年三至七月，倭犯象山共五次：“三月入昌国卫，百户陈表战死，贼据五日去，杀死军民甚众”；“四月，自锯门入屯游仙，剽掠至白石、梅溪等村”；“五月，入湖头渡，登洋巴、黄溪、龙屿等村”；“六月，劫西泽”；“七月，攻钱仓，相敌者数日”。由于有土木城可凭，倭五掠象山，虽近在咫尺，却始终不敢正面犯县治。毛德京筑土木城之举，深得百姓称颂与当道嘉许。象山这座未经奏报而兴建之邑城，已既成事实。
“三变”为再加粗石。土木城属县内民建，以绩效卓著，得州郡和省司嘉许，好生事者已难寻其弹劾之把柄。来此巡视者唯一可指责的是“见识浅陋，不能久远”，“欲垂久远，匪（非）石不可”。于是，毛德京就“顺水推舟”，“移檄当道，请资集木石。”从此，构筑象山县城之举从“地下”转到“地上”。这是应云鸑为毛德京设计的一只“擦边球”。由于所费无多，“旬月而粗石之城峻矣”。（《城象记》）
“四变”为改筑石城。第二年为嘉靖甲寅（三十三年、公元1554），春夏之交，宁波府参议（俗呼少参）、海道副史许东望，携曾任象山县令时为宁波府通判的吴允裕、推官昌应时，巡视象山。恰遇“霖雨浃旬，前所筑者十圮八九”。许东望“见诸倾圮，歉之”。吴永裕、昌应时则从旁建议：“城之易坏，必条石始固。”“侯（毛德京）因力请于许公，而象川应云鸑以内艰归，与予皆为中丞王公忬之同年友也。先为言之太府（宁波知府）孙公宏轼，海道李公文进，皆以为然。又得大参（省参政之俗称）梴力赞于孙、李之前，遂从毛侯之请。”（《城象记》）
改筑石城，工程和费用都非常浩大，非一县之财力之所能及，必须动用官帑（国库银）了。经过州郡省司官员的活动运作，请兵部尚书和总督浙闽军事的封疆大吏上疏奏报：“大司马（兵部尚书）、咨行六察（代行都御史）林公应箕，中丞王公忬，相继交疏。上（皇帝）制曰：‘可。’下省司。司下之郡守孙公宏轼。”（《修学建城记》）
取得了“御笔批文”，筑城一事可以公开张扬，不怕有人从中制肘了。然而，不问政事的嘉靖皇帝只批了个“可”字，至于经费，仍“一文莫名”。国库空虚，须“地方自筹”。如何筹措？《修学建城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述：“时大参王公梴，胥与（全部参与）经会（经费筹措），大索藏羡（羡即‘羡余’。府库所藏财政积余款），得三千金。然资廉（少）而役频（工程开支繁多），属（要求）中丞王公益（增加）七千金。盖少参许公东望、节推昌公应时，（参）与有力焉。咸以属毛侯城之。”三千金加七千金，合为万金，举其成而已。实际的开支，据嘉靖志记载：“计前后动支官帑一万二千四百两有奇，民之所费亦称是。”
“资既饶（充裕），民亦力役恐后，二年而告成。得贤有司（指毛公）创为保障，民社实凭藉之。相传（毛）令筑城，（工程）以《千字文》（天、地、玄、黄）编号，自督‘天’字号，迄今三百年，屹然完固。”（乾隆县志）
象山立县以来，历846年始有此“固若金汤”之石城，后又历400年而不隳。其惠于象山，至深至大。回顾当年，非毛公之主政象山不能成此役，非象山父老之出智、出财、出力，共襄斯举，亦不能成此役。
象城完工之后，嘉靖《宁波府志》有一段描述，读者可与前图对照参看。
县城北依象麓，南丽鲸波，东挺文峰，西回丹峤。距郡东南七百一十里。高一丈六尺，址（基）广二丈，面（上端）广一丈五尺，周围一千八百九丈有奇。延袤五里，辟为四门，门有楼。东曰宾阳，南曰莱薰，西曰迎恩，北曰拱极。雉堞（城头上排列如齿作掩蔽用的矮墙）凡一千二百三十有一，有敌楼、警铺各二十有四。重楼重关，厥度孔严。有水门三：在北门者一，受凤跃溪流；在南门者二，并夹莱薰，直达河舟；西北之半为堑，余并为濠。自西水门至南门称西濠河，自南门至东门称东濠河，广二丈，均可旋舟。
附 记
象山县城建成后，历明清二代，有记录的修缮，凡十有一次。民国无记录。近访丹城父老，据云：解放初，见城楼有圯坍，城墙大体完好。1952年因建造东谷湖水库，东门城石被挖移用。此例一开，许多单位因基建需要，视城墙为石料仓库，条石、块石被陆续挖走，石城终于消失。
一筑一毁，都缘于时局的需要，似乎无可厚非，但从中也显出主事者的胸襟见识。千秋功过，待人评说。
*：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嘉靖《象山县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