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国崛起》在我国热播,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来一个意义很大的文化事件。什么是大国?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电视剧对大国的选择来讲,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剧,大家都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帝国,动不动就是横跨欧亚非的,金戈铁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视剧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古代的这些军事大国它并没有放入这个视野中。
但是就是在近现代这些视野中,有些大国究竟算不算大国,也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就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我们都知道,就在欧亚非这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我们知道,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几乎和大国崛起中反映比较多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两大标志。
大家知道,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它的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他们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就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1453年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军队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可以说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可以说这个大国崛起中描写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但是在《大国崛起》这部系列片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他们崛起的那种所谓的近代意义。不过这里我要讲,这种区别主要是对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讲,这个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其实传统与近代的区别不是很重要,中国人当年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后来被所谓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美洲的原住民在近代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的那种压力而皈依基督教,和以前波斯、中亚、巴尔干这些原住民,由于阿拉伯、奥斯曼的扩张而伊斯兰化,至少在当时对被征服者而言,应该说都是悲剧。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像奥斯曼帝国,它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呢?后来崛起的这些,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现代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这些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还是老百姓从中所得到的,首先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当然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夸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但是近代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背景,第二就是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关系,首先是指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关系。当然这个殖民征服对被征服地区的痛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那就是这一种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我们说荷兰的本土,它一直是小国,从来也没有大国。而且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是很小,但是它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是荷兰的海外扩张,老实说规模也很有限。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他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的地方,而且没有一些太大意义的,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虽然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我们中国人,而且不是中国的政府军,是中国的一支反政府军装,一支以商人为主体的。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时期广州有商团叛乱,郑成功就是一支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算,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老实说他能够在大陆站得住脚,就不会去打台湾,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当时他的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这两个地方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军队,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就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打败了,很快变成了纽约。荷兰如果说是大国,这不是在军事意义上说的,更不是在领土人口意义上。荷兰如果说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国家,我觉得荷兰人是比较随便的,他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就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去的这些荷兰人,他们跑到非洲去之后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最近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他们到了南非之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后来英国人打他们,发生了很有名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相比,那显然是非常的弱小,但是他们的确是比较团结,因此他们主要是以游击战的方式,也把英国人收拾的够呛,当然最后也是被英国人打败了。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他们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是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仍然可以说是当家作主,后来在南非也仍然,布尔人的势力也一直很强大,英裔南非人反而一直是势力比较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话,也正是因为这样,英裔南非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比较进步,比较倾向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最厉害的就是布尔人。或者用南非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阿非利卡人”。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有一帮荷兰人,但是那个荷兰人根本也不承认他是荷兰国籍的,他们根本就是阿非利卡斯人。
所以,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我们凭什么说荷兰是大国呢?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制度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蛮夷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就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些人说其实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我要说荷兰这个译法,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流行,你只要看看明史,明史中并没有把今天的荷兰称为荷兰,而是叫做什么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就是当时的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如果今天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清政府就是勾结外国来镇压我们的民族英雄的。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但是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一个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但是明朝人都没有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
我在这里主要是讲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日本这个地方,人家就把荷兰当做西方的代名词。现在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霸权就结束了。但是荷兰的霸权虽然早就已经结束,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我就要问,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崛起为大国呢?今天的荷兰是不是就算是衰落了呢?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国家很有趣,但是《大国崛起》片子里并没有提到,北欧有另外一个国家,瑞典,《大国崛起》并没有提到。
瑞典很有意思,瑞典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军事、政治势力曾经非常强大,当时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几次将俄罗斯打败,当然最后他是被俄罗斯打败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我这里指的是当时的强国了,包括俄国、波兰、丹麦和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并没有统一,当时德国有一些诸侯是比较强大的,比如说奥地利、普鲁斯等等。那时候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是被瑞典征服的。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他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曾经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最后瑞典在这里被打败了,国王没有逃回瑞典,最后是逃到土耳其了,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很近,他们的军队因为扩张离瑞典已经非常远了。
波尔塔瓦战役终结了瑞典的军事霸权,但是在波尔塔瓦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是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国王逃奔土耳其,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这个制度的依托下,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现在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这里我要说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德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没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文化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中国人很遗憾的就是到现在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这个诺贝尔奖就是由瑞典来评的,在世界的各个学科诺贝尔奖几乎都是最高奖,除了数学。
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说是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后来苏联崩溃了,瑞典就成为了全球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成为各国左派的美谈。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是应该说很少,但是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所以我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国家强大他们是站立的,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瑞典和荷兰可以说作为霸权而言,他们后来都衰落了,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所谓衰落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近代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那就是说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而国家强大,当然经常会带来国民的尊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但是我这里要讲,这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
我要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最近在热播的就是《秦始皇》。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他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什么反对派,我这里列举的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我这里讲的完全是官方人士。大家知道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以前传统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可以说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
秦的统治者是怎么说他们强大的,那些秦国的统治者、秦国当局,他们是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在《商君书》这本书中,据说是商鞅写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其他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商君书》和《韩非子》,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那的确是千古奇闻,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不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的。《商君书》有一章名字就是叫《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大国崛起》播出之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他们为了对外征服,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对本国人很好,但是对外族人很坏。说我们中国正好相反,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搞对于征服,因此我们不需要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团结起来征服外国,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
可是你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我还要提一件事,晚清时代中国曾经很多人发誓要学习西方,使中国强大到恢复秦汉那种军事力量。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包括梁启超等等都用过这个词,叫我们要建立军国主义。后来我们跟日本打仗,军事主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明治维新时期,曾经一度军国主义被用做是褒义词。大家知道,梁启超就曾经说过,从周到秦,中国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军国社会。因此,假如说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所以他们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话,假定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话,这个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老实说,包括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比如说波斯帝国,另外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并不是来自国外。
但是,法家学说倒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那就首先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连本国的老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他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要征服敌国,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所以《商君书》就有这么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老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我要打败敌人,首先就要打败本国的老百姓,因此《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个话赤裸裸,让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就明确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提出一个观点,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他说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说老百姓蠢的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说“民愚,则知可以王”。老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我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那么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老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这个国家要强大,就是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王那里。而且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就会受牵连的,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是没有逃出去,被抓住五马分尸了。但是虽然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商君书》就明着说,老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其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愁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这样他们才知道大人的尊贵,他们必须卑贱,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他们必须贫困,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的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它往往有一元化的判断,总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说秦我们知道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于是我们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比较不错,于是我们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话,我要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经济也不是没有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当时整个华夏大地上,秦的经济水平应该说仍然是很落后的,而以往的历史书往往对这一点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中的一段话,《史记》中曾经有一个说法,“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地理、历史的学者,很多人都指出,司马迁这句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这些书本身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所谓的关中,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不是今天所讲的小关中,不是仅仅指关中平原,司马迁所讲的于天下三分之一的关中,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关中,使其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但是,当然他穷兵黩武,他的军队确实很厉害。
秦的经济很不发达,政治又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我看是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人。商鞅公然说,为政者,我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愉快,我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弱。如果按照他的这个逻辑,那真的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这个日子就更难过了。
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我想这样想的人并不少,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这样的情况下秦国虽然强大,你说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在这里我就不想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想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我的统治就是要让老百姓搞的辱、弱、贫、愚,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你奈我何,商鞅他们就这么牛气,偏不做民之所乐,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今天有一些书,说秦朝的老百姓如何幸福,我想根本不用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的理论家,本身就反驳的很厉害,他们自己就说,我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老百姓踩在脚下。
最近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哑然失笑,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但是商鞅、韩非相信吗?他们相信他们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讲的最简单,那就是靠选票,人家不选你你就得不了天下,说白了就那么简单。如果在民主之下,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但是在法家制度下,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商鞅讲的很清楚,政作民之所恶,我这个统治者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到厌恶,商鞅明确讲了,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不就成为成者王侯败者贼了吗?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心所向”?那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老实说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其实你要看看韩非、商鞅他们说的话,就可以很清楚,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他说,你作为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包括老婆孩子在内,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强秦,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两本书,都会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但是我要说,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就是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被打败那当然苦难也非常深尽。像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举国尽哀,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而在那种情况下提倡“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式立场,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太过火了。
在那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这个状态我国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元人就有一首散曲,其中就有提到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当然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当然要追求国家利益,但是这个国家利益它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没有错,但是我首先讲,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当然汉语中的权有各种的理解。所谓匹夫要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但是老百姓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要有right,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匹夫无权,那么你兴如秦、亡如赵,可以说就像元曲所说一样,都是百姓苦,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但是如果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是英美,衰就象是荷兰和瑞典,我前面说过这两个国家,从霸权的角度来说他们都衰落了,荷兰可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军事霸权,瑞典原来有,但是很快也衰落了,但是百姓都昂然挺立。
可以说近代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恐怕要重新认识。近代很多人说,中国人之所以近代要学习西方,是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了,我们看到西方船坚炮利,所以一定要学习西方富国强民。这的确是一些人学习西方的动机,但是中国当时很多人,他们并不是从这一点,或者主要不是从这一点来学习西方的,因此他们学习西方选择的对象,往往不是武力最强大的,而是老百姓的地位最高的。比如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1840年代,可以说那是最早,当时中国的一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像徐继畬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许多。当时美国国力还不如英国,打败中国的也是英而非美。如果只是因为被打败而崇拜强者,徐继畬何以有如此的评价呢?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