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南京！》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无视(zt)

提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55年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我的粗浅理解中，这句话说的是艺术表达应该遵守某种自律性，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进行诗意化的表现的。我认为，不能作为诗意化表达的材料的，既应该包括1940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应该包括1937年底的中国南京。

  陆川导演以研究资料扎实自诩，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当时到底有多少日军官兵是因为实在不堪忍受屠杀的残酷而自杀的？此前我也看过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或许没陆川导演多，但说实话，我不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极少数日军士兵可能确实有过不愿意杀平民的心理，但是，远远没有强烈到痛感活着比死亡更艰难，深感必须自杀以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的地步。与《南京！南京！》影片中描述的角川的心理情感轨迹相反，更普遍的情况是：开始时不敢杀人也不想杀人，慢慢开始适应，后来开始享受杀人的过程，到最后就麻木了。至于后来有极个别老兵自杀，那是战争结束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才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那么，号称要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南京！南京！》，为什么却偏偏设计了一条与基本历史事实截然相反的叙事主线呢？为什么非要臆想出一个日军低级军官的心理挣扎和自我救赎的故事呢？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可能导演认为这样处理更符合普世价值，在艺术上更有品味，层次更高。导演想对我们说：在战争中，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战争是不人道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会被战争摧残。日本人其实也是人，他们虽然不该杀我们，不该强奸我们，但是，他们其实也良心未泯，他们自己其实也挺痛苦的，你看看，他们甚至都痛苦到了必须自杀的地步。
我所怀疑的是：假如那30万亡灵此刻就站在我们面前，沉默着，看着我们，我们真的能够确认自己有对他们说出这番话的勇气？
反正，我是不敢。我有敬畏之心。我不敢如此狂妄。在受难亡灵面前，我不能够有任何看法，任何主张，任何主义，任何我个人的认识。否则可能就是大不敬。如果我说了，那我获得的也许不会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大嘴巴子。
但陆川敢说。在他看来，为了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高人一等，历史事实完全是可以被牺牲的！至于会不会因此让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误以为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时候真的是于心不忍心的，那更是何足道哉！好吧，如果非要说这也算是表现人性，那么，我只能说这种表现是陈词滥调的，隔岸观火的，自欺欺人的，自作多情的，幼稚轻浮的。
与过去很多抗日题材的国产影片相比，《南京！南京！》没有脸谱化日本人，也小心地避免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据陆川说是为了让外国人包括日本人更容易接受）。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南京！南京！》虽然以真实表现历史为号召，以尽可能还原原貌的服装道具作掩饰，但在整体理念上却概念先行，弄虚作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它突破了过去的某些固有模式，但同时也符合了当下的某种固有模式，展开的是当下主流价值观易于接受的某种格式化的想象。本质上，它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此概念化非彼概念化，但仍然是概念化。
在中国电影史上，目前对于战争中的人性问题探讨最为深入的一次却是完全没有战争场面的一部影片，那就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这是一部闪耀着真正的理性光芒，充满勇气、毫不妥协、绝不自欺欺人的杰出影片。《鬼子来了》冷静而自省，摆脱了文艺腔和格式化想象，人物心理刻画极其扎实，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杰作。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南京！》几乎只能算是一道变馊了的甜点。
我必须说皇帝没穿衣服。我必须说艺术家没有权利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观念而扭曲历史。我必须说艺术家不能为了创作上的刻意求新而主观臆断。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55年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我的粗浅理解中，这句话说的是艺术表达应该遵守某种自律性，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进行诗意化的表现的。我认为，不能作为诗意化表达的材料的，既应该包括1940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应该包括1937年底的中国南京。


                           作者：何可可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戏剧影视美学博士


不看《南京！南京！》　

前段时间，我混的一个收藏论坛上有位多金且具有正义感的友人干了一件事，打算把自己收藏的几把日本当年侵华所用的军刀无偿赠送给南京某博物馆。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日本刀在二战中很有名气。

一般来说，到了打二战的时候，大型战刀这种装备除了骑兵部队之外是没什么用处了，刺刀倒是更有用一些。但日本人对于武士精神的执着很是令人惊讶，一战的时候本来日本人换装了西式的军刀，结果发现这东西不太好用，至少不如日本刀好用。在实际应用的层面上他们难得的通融了一次，把佩刀从西式改回到了传统的武士刀——这当然也挺不靠谱的，具体的应用是改回来了，但这东西实在是没用则根本不理会。

大量的日本军刀就这么装备到了部队，这就是所谓“军刀报国”。大致来说，日本人的军刀有几个来源。一个是把自己家传的武士刀装在军用的装具里带上了战场，甚至还有族徽啥的（那两个罪大恶极的进行百人斩比赛的日本军官所用，就是这种）；不然就找刀匠定制一把刀身，然后装具采用制式的；再不然就去兵工厂买一把——好像日本军队让军官必须佩刀，但这笔钱要自己出。

日本军刀是有等级的，98式是校级以及之上级别军官的佩刀，大致来说不是手工打造就是半机械锻造，有传统的烧刃，手柄也比较传统，刀茎上经常有刀匠的姓名。95式是下级军官的佩刀，铝柄、机械模造的东西，在习惯了使用精良的、手工锻造武士刀的武士看来，那就是“铁棒”。后期还有一种所谓“三式”，是日本资源耗竭之后的产品，刀身与装具就惨的很了。

军刀在日军中确实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二战大致算是现代战争，战刀其实并无大用。但日本人就是每个当官的都要挂上一把。而这种刀在很多侵华时所留下的照片中也很显眼，往往是在砍我国人的脑袋。作为一种特殊而落伍的装备，这种刀给国人留下的记忆之深刻、身受之惨痛，恐怕是其他武器不能比的。战败之后，大量的军刀留在了国内，民间也颇不乏收藏者。一位与军方关系很深的人曾经告诉我，在某仓库里，至今还有大量的日本军刀，都是当年缴获、受降时留下的。

我那位网友之所以要把自己收藏给南京某博物馆，是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收藏古董刀具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在博物馆里作为罪证的日本军刀，其实是假的。是那种上面有“天皇”字样，说不定抽开一看还有“佐藤小次郎”之类名字的低级的仿制品。

南京大屠杀创巨痛深，是我国人的一次浩劫，争论人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无数资料都证明，日本军队对于平民与战俘进行了有计划的大屠杀。为了永记此事，建一个纪念的场所是必须的。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摆出的罪证器物居然是西贝货，真是让人愤懑莫名。

有鉴于此，这位朋友希望把刀捐给这地方，至少觉得这样可以不那么丢人现眼。不能说我同胞被人杀了，纪念他们的地方竟然连把真正的凶器都摆不出来吧？！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总之算不上顺利。其实早在这位朋友做这事之前，也有朋友怀着同样的目的做了同样的事，结果都不算好，甚至有惹一肚子气回来的。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里对于那场战争以及南京的屠杀真的是在意么？或者说在某种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里，这是一个可用而分量随着时间变化的筹码？不如此，就不能解释“佐藤小次郎”为什么在那里摆着，以及其他现象。而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南京！南京！》是否真的值得一看？是否有《紫日》、《窃听风暴》、《生死朗读》、《拉贝日记》的表现力度与思索？我想这是很难的。陆川是个好导演，但未必能在一边把握当时当下筹码轻重的同时，还能真正表达他所思考的人性与战争。

我回来了,花了一下午时间,找个地方看这部电影,结果只放了上半部,下半部找不到了

如日本人也强奸了他老娘，杀了他全家，他估计不会拍这个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