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兴趣，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4月2日，英国首相布朗在G20峰会期间对媒体披露，中国将为IMF最新的增资计划提供400亿美元资金。中国对IMF寄予厚望，但是中国设定的目标与现实还有距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峰会发言时，对改变国际金融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的方向，其中四项同IMF直接相关：第一，中方支持IMF增资，主张新增资金应优先用于欠发达国家；第二， IMF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第三，改进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第四，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和此前周小川和王岐山会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IMF改革的表态，保持了连贯。
虽然IMF此次增资计划的细节还没有披露，但仅就布朗披露的G20领导人共识而言，发达国家主导IMF的格局很难改变。布朗宣布此次IMF将获得总额5000亿美元注资，其中欧盟、日本各贡献其中20%，即1000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的400亿美元在增量资金中占比为8%，并无优势可言。从存量上看，中国在IMF中拥有80.9亿特别提款权(SDR) (占IMF现有全部SDR的3.66%)，按照IMF最近的折换率计算约合121亿美元，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将中国的注资全部转为和IMF表决权挂钩的SDR，中国的份额也只有10%左右。而且，由于此次IMF新发行的SDR规模为2500亿美元，5000 亿美元的增资肯定有一部分以其他形式实现(如发行债券)。这很难动摇目前欧洲主导IMF，美国主导世界银行的既有利益格局。
即使中国的表决权有所增加，能够参与IMF未来游戏规则的制定。IMF也难以担负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任，特别是维护储备货币汇率稳定的重任。1945年IMF成立时，人们的确设想该机构能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甚至比IMF更早瓦解(上世纪70年代)。此后的IMF更像一个金融危机的“急救”机构。
目前，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央行)，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基本都从本国需要出发，如刺激经济增长，控制物价，促进就业等。也就是说，汇率的变化更多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反映在外汇市场中)，而不在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而且，货币政策的运用依然被视为国家主权范畴，除非特别授权(如欧洲央行)，像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很难对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实行有效干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成员国在接受IMF紧急贷款时，常附加如削减财政赤字等条件。但这种对贷款附加条件的做法——由欧美国家主导下的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提出改革要求——给IMF的声誉和影响力带来了很大伤害。
希望IMF约束美国财政赤字的期望难以实现，用SDR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式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风险的想法也似是而非。SDR从本质上可以看作一个由多种外汇组成的货币篮子，其组成大致为42%的美元，37%的欧元，12%的日元和9%的英镑。中国即使严格照这一比例配置外汇储备资产，也就是相当于全部储备SDR。相对人民币而言，贬值风险依然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