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今保护渔业资源的习俗
吴成根
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是我国人民正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发展的今天，回顾我国历代保护渔业资源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保护渔业资源的习俗起源很早。《逸周书•大聚》所载周公旦追述的“禹之禁”，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管理川泽的职官，形成以保护、合理利用川泽渔业资源为特点的“虞衡”业，“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周礼•泽虞》)
我国古代就有“时禁”:“汗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苟子•王制》)规定一年之中春、秋和冬为捕鱼季节，“夏三月川泽不如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罣。”(《国语•鲁语上》)《礼记•王制》以“獭祭鱼”这一物候，作为允许“渔人入泽梁”的标志。这种做法与现代渔业生产禁渔期、适渔期之划分十分相似。
古代规定不准竭泽而渔，“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礼记•月令》) ；“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 (《吕氏春秋》)规定不准毒鱼，“泽不行害”。(《逸周书•文传》)“鼋鼍鱼鳖鰌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荀子•王制》)规定不准使用密眼网捕捞小鱼，《国语•鲁语上》曰：“鱼禁鲲鲕”。“鲲”为鱼子、“鲕”为小鱼。《淮南子》中“鱼不长尺不得取”，则进一步明确食用鱼的捕捞规格； 就是市场也有规格的限制：“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礼记》)。
《家语》记载：春秋时，宓子贱在鲁国的单父做官，孔子派巫马旗去观察那里的风俗教化。巫马旗看到一个捕鱼的，刚捉到鱼又把它放了。他大惑不解，便问“凡渔者为得，何以得鱼辄舍之?”那人回答道: “大夫不许人们捕捉小鱼，我放的都是小鱼。”《国语•鲁语上》还记载了一则有名的故事: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放生是指释放小动物，使之重归山川林海的习俗。《列子•说符》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自汉代佛教传入我国，以不杀生为善行、放生为功德。南朝梁武帝萧衍下旨：江南各州府县普置放生池，称为“长命洲”，禁人捕捉。梁元帝时有《荆州放生亭碑》。唐代太平公主于京西掘地置放生池放生鱼鳖；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令天下置放生迟池八十一所，书法家颜真卿曾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序》。
宋真宗天禧中，王钦若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每至放生时，郡人数万观于湖上，所放活鱼鳖、鸟兽多以百万计。苏轼有诗云：“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在上海淀山湖畔古镇朱家角镇，其标志性建筑就是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的“放生桥”。这座石桥全长72米、宽5米、高7.4米，号称“长三角”最大的五孔石拱桥。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曹山》中记述：曹山放生池里的大鱼，能一口吞下一个西瓜。真是罕见！
“阿弥陀佛心最慈，顶礼先应杀戒持。活水通河畜鱼鳖，故生寺内放生池。”（[清]韦柏森:《秦邮竹枝词》)浙江绍兴人放生的水族，多以龟、鱼，螺、蚌为主。龟、蚌取其长寿，所谓“千年乌龟”、“老蚌遗珠”；鲤鱼、青鱼、鲫鱼取其生命力强；螺蛳因价廉量多，放生者认为：一次将满船数百斤螺蛳放生，戒杀几万生命，可谓功德巍巍矣。清代张燕昌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其中一首曰:“蘋花香送木兰桡，一叶湖心趁晚潮。网得双鱼怜比目，移船载放放生桥。”此放生桥在秀州(今浙江嘉兴市)郡东。嘉善县魏塘“自东水关口至罗星台通行河道，约里许，曹宗伯勋纳课，禁人网罟，名‘鱼乐所’，俗呼‘放生河’。”孙圃在《魏塘竹枝词》中云：“推恩水族乐输租，一任悠然隐藻蒲。我是笠檐蓑袂客，持竿只好向江湖。”
我国唐代由于皇帝姓李、与“鲤”谐音，因此尊“鲤”之风盛行：不仅皇帝、达官显贵身佩鲤形饰物，朝廷发布命令、调兵遣将皆用“鲤符”；法律还规定：捕得鲤鱼不论大小，只准放生不得杀食，卖鲤之人杖责六十。唐代陆龟蒙的《南泾渔父》曰:“孜孜戒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渔利，鱼亦未常耗。”
地处钱塘江上游的浙江省建德，唐代咸通六年(865年)，睦州刺史侯温开浚西湖(梅城)，“国朝靖康元年（1126年），知州凌唐佐申乞充放生池，讵今不废”（[宋]《严州图经》）。建德的安仁桥“在城东北六十里，宋童天任造，后圯于水；明王景贵重造。下有放生池，立碑永远禁捕。”清咸丰元年（1851年），建德管村桥人陈时夏为石屏一池塘作《汉井塘放生记》：“水深鱼乐，岂容毒药潜施；杜渐防微，毋许钓竿暗引。鲁罟藏而颓风克挽，文沼跃而于牣可歌。如敢故违，定干重罚。”清代光绪季年(1908年)，由地方人发起、请县出示保护新安江支流艾溪(寿昌江)放生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知事陈申严禁，并附诗一首:“孔圣曾言钓不网，放生戒杀本天良。百般性命均宜恤，犹恐城门火及殃。” 刻有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出示、保护渔业资源《布告》全文的石碑，至今仍然屹立在兰江畔，上书：“由县公署禀请在兰溪、建德交界之将军岩下，设立放生潭。……禁止网罟鸬鹚，不得入内捕取。”
“象邑业耕钓，土物力所任”([清]邵嗣贤: 《食黄鱼》)。今天，在海洋渔业大县象山，保护渔业资源已成为渔民们的自觉行动：若在海上误捕中华鲟、海龟等生物，便及时放归自然。拥有30多年“渔龄”的老渔民林永法和他的伙伴们，年年要向大海放流自己培育的大黄鱼鱼种。
“金山铜瓦两相招，海唱渔歌山唱樵”（[清]陈秉元：《石浦竹枝词》)。五年前，21位石浦渔民发起“中国渔民蓝色保护者志愿行动”，这是我国首个保护海洋生态的非政府组织。出海前夕，渔民总是带足垃圾袋，把生产、生活垃圾收集起来，返航带上岸处理；渔民们积极响应政府决策，实行转岗转业，确保渔业捕捞产量零增长。象山渔民从1999年第二届“中国开渔节”起提出延长东海区休渔期的请求，已被上级政府部门采纳；在第三届开渔节，象山渔民向全世界喊出“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口号；在第六届开渔节的开船仪式上，象山渔民向全球渔民兄弟发出“做保护海洋蓝色使者”的《护海宣言》；在去年第七届开渔节，还开展了“环太平洋海洋环保志愿者行动”。象山渔民保护渔业资源的行动，令世人敬佩![原载《浙江渔业》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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