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张力下的“硬伤”之舞
——读蔡启发的《硬伤之水》反思诗的后现代主义
徐 卫 华
在中年诗人蔡启发的力作《硬伤之水》中，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水做的。不读则已，一读就会使你的灵魂受到震撼。在《住着》中：“谁知道水底的世界都积沉着遮人的河泥/水中的生物绝灭。”在《今天的说法》中又说：“听高山流水”，“学会计算人生”。而在《不用说》中：“人生是一条河/在你黯然伤神的时候/或者接近愉悦的沸腾/就会潮起潮落”。生命来自于水，生命的活力在于水。水是极平凡的物质，又是极不平凡的物质。说其平凡，是因为它十分丰富；说其不平凡，是因为它是生物、植物等繁衍不息的必需品。于是诗人就唱出了《伟大的日常》，在多少人将其忽略掉或不屑一顾的时候，蔡启发先生却写出了“水与诗的情结”。诗人大卫在其诗中说：“诗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我不能猜测有何等的重要，但，至少，从诸多字里，可以看出那种迷恋是船与海、风与帆，水与岸的关系。”我以为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生命的一种张力，诗应该如此地成为我们生命的张力。在这里，他的诗是水做的，充满了精神和活力。因此，水的舞动是最美的，这是他用生命的张力刮起的波澜。
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了诗的起源，那些《诗经》中的诗歌，大都是来自于生活，无论是最低层的百姓，或者是最上层的帝王将相们，最终反映的都是生活的东西。比如《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还有《伐檀》、《采微》、《出车》等写得较长，但都是平常生活的东西。再如《古诗源》卷一中的《击壤歌》，写的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人们远离政治，就是为了平凡而伟大的生活。这首诗写得多么朴实，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读过《古诗源》的人都知道哪时人们写诗是多么的脚踏实地。这虚无飘渺的东西，是不是文人喝醉了酒之所为呢？当然，我们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写的诗远离了这平凡。但越是如此，却越是标榜说什么风格，什么流派。一句话，如此便越是“伟大”。因此，老百姓就不喜欢了，诗歌成了一种珍藏品。现代人出版的大都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不唯此就不能称为经典。这是不是文化越超前越有点没落的味道？其实，我们今天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平凡似水的东西。有些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很优美，看上去诗句也很华美，但就是与人民群众隔着一层肚皮，不仅华而不实，而且拖泥带水，无病呻吟，有的还写得朦胧连得上帝也看不透是什么意思。诗已跨入真正个人情感的时代，但却又要发表出版出来，人们如此矛盾的生活，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是一种“硬伤”，不仅仅是水的一种污染而已!或许，这就是蔡启发先生这本诗集给我们新的启发。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无法平静下来时，蔡启发先生却能够带着这一抹“硬伤”出发，似乎是对后现代主义之挑战？
当文学冠以什么主义时，其实，就失去了文学的最本质的东西。本来，诗歌就是诗歌，散文就是散文，小说就是小说，非要弄出个什么主义来呢？主义这东西，应是西方的泊来品，到中国后，好像以革命派自居开始盛行的。这现代还有“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分界，那么，再过若干年，又怎么讲呢？是不是，再再过几个若干个年以后，反而没有主义了呢？当今，人们好像都言必谈主义，特别是以必谈“现代什么主义”为时髦，有些连什么叫后现代主义都不懂呢!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到是始于波普艺术。波普艺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风行美国，主要是象征消费文明和机械文明的废物、影像加以堆彻和集合，以表示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种种性格、物征和内涵。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em），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继现代主义之后前卫艺术思潮的总称，又称为后现代派，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建筑界。后来进入美术界，主要是抽象表现主义将超现实主义倡导的表现潜意识的创作理论加以发挥，以画家主体行动，展示某种个性。到后来，它们把“后现代主义”弄得十分复杂，以至于连许多引进国外之学说的专家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什么解构主义、视角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等。主要表现形态有：“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根据的后现代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重构的后现代主义等。”当其传入第三世界后，还有所谓的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文学领域等诸多领域后，又变成了该领域的诸如此类的主义。说到底，千变不离其宗的都离不开生活，没有生活，何来主义？生活可以是艺术的，唯独“主义”不会是艺术的。蔡启发先生的诗，就是要证明：“为有源头活水来”。当诗歌冠以什么主义之后，其“硬伤”是不言而喻的了。
蔡启发先生的《硬伤之水》硬就硬在“伤”而不“悲”上。穆木天在《谭诗》（《穆木天文学论评选集》第138页）中说：“心情的流动的内生活是动转的，而它们的流动动转是有秩序的，是有持续的。”在诗的这条大河中，那种持续的有秩序的流转，都是在某种张力的作用下，时而掀起波澜，时而又趋宁静为镜，无论其清澈也好，混蚀也罢，它总是一往无前地流动着，总不会僵卧僵死在那里的。一个带着受伤的身躯前进而不悲伤的诗人，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写别人不敢写的东西，他的正义感，就是来自于生活的朴实。他在《星期五下午的楼》的诗中写道：“一群单调的蜜蜂/在遵守着这一纸陈旧风景/直至嗅到油菜花的饭香/繁忙的一半被一条绳划地隔开，嚼着掺杂的剩菜冷饭/吃起来传统/却感到西洋。”这种柔中带刚带刺的诗句，没有正义感和对生活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在诗人眼中，水是最硬的，不然古人怎么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诗句呢？！于是，诗人在一个下雨天的《农村》中，就敢于说：“村人把络麻拧在一块/这直接的闲散/它证明农人就像仓库的络麻/不拧也互相挤压。”这些文化不高的农民们，是否很可怜？而诗人就敢于为此呼吁。他写《包青天》，说：“幸好！现在，比你黑的人逐渐多起来。”对那些黑心人来讲，确实是一把匕首在胸也！这是不是时代的另一种“硬伤”呢？从包公的“黑脸”到现代某些人的“黑心”，历史所演绎的伤痛应当由谁承重呢？这就是诗人要思考和反思的问题。不仅“秦香莲/苦苦地挣扎到了今天”，而且“陈世美”竟可以“笑呵呵地走向未来”，这廉耻礼仪和气节都到那里去了？不过，所有这些都不是虚构的：“这是冬天的某个早晨/不算是很冷/还没有下过雪/但我预感着大雪将临。”诗人“站在明处/用我洞穿的目光/紧紧窥探暗处/行踪可疑的举动。”（《一些路灯》）。他把自己都献出去了，为哪一盏路灯亮着，坚定地厮守着自己清白良心的高地，然后俯视“那一幕刻骨的铭心/我刻意亮到天亮的初衷”，他“在明处”，就不怕“你在暗处”。如此明白地独白着，确实具有台州式的硬气。我想起了柔石之美，但不是软。因此，诗人是平静的。他的《平静的水》，是因为他“摒弃阴违阳奉/还原了自然人生/虽然日子过得日白和清风。”他相信：“那些阳光灿烂的时间/终将要晴朗”，这些“阴气沉沉的空房”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在那里耻笑这类“空房”，或许给你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可以包容很广的东西，当一个人冷静下来时，就不会有浮躁产生，就不可能轻浮轻佻般地作秀。尽管《天地之间》还有“一只天狗翘首在月桂树下/时刻暗算着吃掉这可爱之圆月”，但“餐桌上各式各样的手伸出时/它仍然用一只眼看世界”（《酒店里的鱼》）。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食客”象那只“天狗”？不过，他们大多数都无视这些鱼类的存在。于是，有那么小数人，才真正地躲进了小阁楼中，认真地去看那些“流泪的书”，然后，在心里“喝彩”。
蔡启发先生在这些“硬伤”中，找到的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带着伤痛的快乐，就象“带着镣铐”在那里“跳舞”一样。“在经济发达的台州/为书而奔忙的人真是傻瓜/我咽下了苦涩的口水/回转的路上碰上二位同事/腋下各夹一条香烟/那快乐的模样使我陷入沉思”。这种沉思是沉重的，也是读来令人感到欣慰的。因为，蔡启发先生在读的那本书是《黑色，是美丽的》。当人们什么也看不见时，唯有心灵的感触最真实最美丽。他是“擦干流在心里的泪又为书而喝彩/为我们钟情的诗喝彩”的人。（《流泪的书与喝彩》）如此伤痛的人，你能不说这人高尚这诗高尚么？！就是因为他心灵深处是非明白，知道那些“乌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改不了本性，“整日为叫街而掠起邪恶的身影，即使在“一些穷溪沟”里，也一样“为虎作伥干扰平静的生态环境”（《乌鸦》）。蔡启发先生依然故我地坚守这方圣洁的圣地，为她的美丽和白壁无暇而奉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及才艺。他认为写诗是自己这一生最“无悔的选择”。他在“后记”中说：“写着写着/又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只蝴蝶日子/被我鬼不知神不晓甩在后面，”当他去“盘点”她时，“感动的记忆颇多/开心时刻频繁/失语了伤心之泪/我由心灰意冷/转贴到春暖花开/追逐着抖开太阳花伞/结出阳光灿烂的诗心/送走了瘟神的踞点/一种切换的结束/就意味着明亮时代的到来/掌声将一片片。”这就是诗人要为之奋斗的心路历程。当我认真去“盘点”他的《硬伤之水》时，这本新诗集确实如孙中山先生讲的“耕者有其田”后的写照。他是靠“诗歌”在“延长生命的”。他说：“人生如一首短暂的诗，延长生命就靠诗歌的力量。”在这样的生命张力下，是什么力量也不能将他推倒和击跨的。他青春的诗情，如大海一般激荡着，澎湃成一种伟岸！诗人林信炳说蔡启发先生是十分开心的，是“一生以诗歌为伴，并且从中寻到真正的开心是令人羡慕的。”我也常常在想，为什么有些诗人认为写作是十分痛苦和无助的呢？难道仅仅是“诗言志么”？我们就不能在平谈宁静中找到某种深层之激情，还有某种意志、力量和力挽狂澜的精神么？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东西，难道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么？当我们许多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在那里做秀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忘记有一种力量永远都镂刻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应不应该时时刻刻都在厚积薄发着？在后后现代主义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文坛的炒作还算少吗？
其实，诗歌永远都不属于什么主义的东西！那些所谓的评论家们，在许许多多真正的评论家逝去之后，他们却薄积厚发着，甚至弄上一点洋味儿去教授那些十分单纯的诗歌爱好者追随者们！将平凡的弄得很复杂。而蔡启发先生的不平凡，就在于为“伟大的日常”不懈地写着平凡中发生的诗句。我们不能将其归类于什么“草根”。如今，我不知道有些人有没有“变态”？凡是一说到底层的东西，就归于什么“草根”的东西，以此为时髦。实际上，要是追根溯源的说，高尚的东西都来自于草根的东西。我们用不着那样去反复奉艮。有些东西基本上已异化了，或者说远离了草根远离了那种历史，可我们有少数人就是死死揪着不放，非把自己扮成亲民近民的“草根”主义者。什么“草根文化”都有，如此异化下去，当然有“厕所文化”了！这文化，在中国有时为什么这么贱？道理不说就明白！我以为平凡的日常，不等于就是“草根”的东西！我是二十五年前就讲人类不一定就是进化之动物。因为，我的依据就是人类是水生物，而水生物中的鱼有多少类呀？在人与猿之间都是属于一个大类，其中，人就是人这一类，猿就是猿这一类。而所谓的类人猿，是以人为主宰为参照物的。所谓进化，各个物类都有微小进化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发现而已。但“进化”与“变异”（异化）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起来。我以为在诗歌创作中，不要出现这种“变异”（异化）！我们读一下蔡启发先生的《硬伤之水》，你就会明白某种硬伤的真正含义。
我们能不能保证在“后后现代主义”（在那个时代末有到来之前，权且这么说）到来后，这些东西是否就会泛指开来？就此而论，或许可以说，我们的真正的诗人们，肩上的责任可能要比历史学家们更重！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说的话：“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闻一多论新诗》P43页），在新旧诗交替的年代里，闻一多先生讲的是真话。诗本身就来自于生活，而后人们却在那里咻咻不休地争论什么“非诗化”？非要让诗神也戴上“镣铐”，判她个“无期徒刑”！就象我们现在的书法界，弄出个什么“学院派”和“民间派”来，这个派那个派的，是不是文革的遗风？在知识分子之中，难道就不能找回平民的情结？就不能找回那一份单纯天真？就不能找回来那种雅俗共赏的真正具有艺术的魅力之本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将某种派别与某种艺术流派分别开来，多一些学术上对峙之后的包容，这大概就是艺术之和谐吧！就写诗来讲，还是冯文炳先生讲得好：“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谈新诗》P5页）这就简单明了了，诗本身就是大众的，让诗和诗人都回到大众中去，这才是什么什么主义者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蔡启发先生的《硬伤之水》正是反映了这一内涵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的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的发展开了。”（冯文炳《谈新诗》P113页），我们的许多诗人应当做这样的“解放”的事，尤其在经济社会之中，要把某种清守，变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流行”。还好，诗与歌连在一起，这就是她生命不灭之根。但不要让我们的诗人们都“感冒”了。蔡启发先生的诗，是不会让大众们“感冒”的，因为他写的就是他们日常之中发生的事情，而且是用责任用真诚去歌颂他们，并且鞭挞他们认为是深恶痛绝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真正和谐的另一个重要的一面。有时候，社会和谐是需要付出许多人的生命换取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那些前赴后继者们，都是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的精英。一个一团和气不讲原则的民族，是不会长久的民族。“诗言志”，就不是为了“一团和气”。这使我想起了美国诗坛上的“白衣修女”艾末莉•狄舍森所写的关于“死亡”之诗，她的17000多首诗中，有500多首是写“死亡”之类的。当然，我们也用不着沉浸在那种无喻的悲哀之中。但是有一点，诗人是清醒的，是敢于坦然面对死亡的。他把坟墓当作另一种居住之屋：“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面。”（《因为我不能因为死亡而停步》）这就是她心中之坟墓。生生不息，死又何惧有之？生老病死，人之规律。这种规律既有现实的，又有历史的。由此，我们也不能说一切不幸的无奈的都不是美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诗人应该是重于泰山之人。或许，这对于神所创造的自然界来讲，这是另一种必然之和谐。我想，蔡启发先生就是为这种和谐作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努力的诗人。他把一切都看成是非常美好的东西，都真诚地对待和付出，所以就敢于直面人生，直面那些“瘟神的踞点”，让那些“乌鸦”们即使逃到了远离城市的乡村中，也要把它们揪出来示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景国劲先生所说的《艺术文化学的当代特质》（《文艺报》2007.1.4.3版）？这“传统艺术文化学与当代艺术文化学的差异性”，是不是就是“坚持文化决定艺术”还是“艺术决定文化”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带着艺术而来的，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从诗歌来讲，她不是等同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说话。至于其中的艺术含量的多少，那又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提倡艺术之进步）。我们不能去掉本质而换个概念言及其它的东西。无论如何，这艺术文化学的当代特质，她永远都包含着传统的东西，没有纯粹的当代的东西。这骨子里的东西，谁能够把它去掉，把它忘记了呢？这恐怕就是我们当代艺术文化充满生机和希望、中国文化学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不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的根本原因。
蔡启发先生骨子里的东西，正因为有“硬伤”存在，他才如此执着地坚持着写他的“一颗良心”，他用这颗“良心”去煮沸着诗性人生。他在“后记”中说：“我总用诚信的良知叩问/寻找快乐和开心/回想几年前的一个黑色日子/一种无力的理由与说明/让我怀疑起周边的世界/是如此的无能/如果那张白纸黑字这是真/我想/我/还能好端端坐在屋里/每天如此安安稳稳/好笑/我自然将/抛弃那些小啰啰的暴君/选择孤军作战的举动/始终坚信突围成功。”蔡启发先生这是用自己的良知在感受某种“硬伤”。这周边的世界，确实有太多的无奈，有太多的“小啰啰”式的“暴君”。但心正不怕影子斜，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身上。我们生活在围城之中，每天都需要“突围”，特别是那种心灵的突围，就是为了那份做人的神圣。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神”的东西是很少的，诗神是其中之人。因此，诗人的伟大不是躲在“象牙塔”里，而是应该走进生活之中。如果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亲自感受那时底层人的生活，关注民间的风情和疾苦，能写出《望庐山瀑布水》、《蜀道难》、《石壕吏》、《新婚别》、《卖炭翁》、《长恨歌》这千古名诗么？我们虽然不能将蔡启发先生与他们相类比，但是，关注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是诗人应该具有的良知和肩负的社会责任。蔡启发先生就是具有这种责任的诗人。这应当成为我们当代艺术文化学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如果忘记了这一特质，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诗人。
当然，诗人首先是人。这一主体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诗人具有的可塑性，应当比任何一种艺术文化类的学家、作家们更具有潜质。如果我们回到传统，《易》中的象征和《诗》中的比兴，原来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许多好事者们却将其割裂开来，将《易》划入自然科学之范畴。其实，古人最早写字写文章都很精练，如今我们看来很赘口赘述。这不仅与文化的初创时期有关，特别受书写工具的限制有关。将《诗经》中的文章的句子都进行格式化排列，有些与现代诗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包括“论语”。如果与现代自由诗之形式相比较的话，在形式上是很相似的，而且语言也精练。不过，与我们的阅读、理解习惯不一样。有的就使人感到恍如隔世似的，如出土文物。后来，我在看了闻一多的《说鱼》（《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之后，才知我的理解没有错。我以为蔡启发先生的“硬伤”，或许在语言运用的“纯粹”上。这种“纯粹”是来自于民间，并接近于日常生活的口语化的语言，一般的人是写不出也写不好的。难怪著名诗人大卫先生如此评价蔡启发先生的诗：“其实，日常生活入诗，是很难的，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说，也很危险的，因为日常的琐碎与复杂，没有沙里淘金的功夫，往往会成为流水帐。所以，很多诗人，是逃避日常生活的，他们哪里，诗是神性，玄学的代名词。启发的诗，却让你摸到了生活灼热的心跳，让你感觉到，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些日子，比母亲的月光，还要亲切、慈祥、伟大。”在这里，诗让他的生命更加纯粹，更具有人性的张力。这是在一种生命张力下的“硬伤”之后，带着“纯粹”的伟大，没有那份“纯粹”，要达到这种境界是不可能的。他在《一些事物》中说：“这些朴素的真货/谁知道它到现在/已经翻了几倍”。与其说他是在写“一枚古时的钱币”和“一粒铜质的军扣”，不如说他是在向世人叙说自己写的诗。当人们真正认知它时，就会知道她所产生出来的真正价值。在他这些直白道来的平谈的词句中，透出的是精炼，没有一句是废话。真水无香，不过是“硬伤”而已。
蔡启发先生是否在揭露我们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文学艺术中的那种散发出来的“臭”？当然，我们不能说穿着妖艳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也不能说凡是穿着朴素的女人都是十足的好女人。但是，好女人与坏女人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坏女人的本性，少不了要去挑逗男人。只要这个男人不与其臭味相投，她也就没有市场了。当然，女人之错并不全在女人，男人也占有“股份”。对后现代社会也一样，都要一分为二地进行评论。这恐怕既是诗人们的责任，又是诗评家们的责任。面对“硬伤”，我们更多的就是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尽量不让我们圣洁的河流再“硬伤”下去。
我以为艾青先生说得好：“艺术的规律是在变化里取得统一，是在参错里取得和谐，是在运动里取得均衡，是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诗论》P6页）读蔡启发先生的诗，就有这种感受。他是真正如艾青先生讲的：“连草鞋虫都要求有自己的形态；每种存在物都具有一种自己独立的而又完整的形态。”（《诗论》P6页）他写《容器》，写得是那么的“独立”：“显露的是一种内质的高雅/掩遮也不失尊贵/盛满生命凸现出来/人类透明/付出自己美丽的代价”。他写《碾蕃薯叶》，写得那么有形态：“老水牛拉着石碾/老父亲握着猫狸钗跟在后面/水牛转了一圈又一圈/父亲添了一遍又一遍/我坐在碾场中间的转墩上/打了一会瞌睡。”这种形态，不是说蕃薯叶怎么怎么的，而是写碾蕃薯叶的父子的形态，水牛的形态，写那种平凡人生活的形态。这就是诗人的“清新”之处。艾青先生说：“清新是在感觉完全清醒的场合对于世界的一种明晰的反射”。（《诗论》P7页）因此，写诗是没有什么“秘诀”，写出好的诗来，更谈不上有什么“秘诀”。要真正有“秘诀”，那就是艾青先生说的：“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这样将永远写不出好的诗来。”（《诗论》P22页）蔡启发先生的《硬伤之水》，就是用正直而天真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必须说真话”。（艾青《诗论》P126页）当然，“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艾青《诗论》P157页）蔡启发先生的诗，在朴实无华中，更多地就是追求诗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他把诗的想象交给了读者。因而，在平凡的诗句中，你就会发现他诗句的包容性很大。诗的空间应当在诗以外，而不是在诗以内。他在《构建自己》一诗中，看上去是写自己的事，而实际上是在写社会上同一类人或许是不同类人的一种心态，这是他“选择躲藏的方式”，“将自己关进屋子”，不是他的“故意”，而是一种无奈后的反抗。“既然这样/你该为我欣喜/虽说外界的联系/显得少了一些/但是/虚伪的佯装节约了无数/而在屋子的明亮下/我有的是暖暖的时间”。在人们都在大谈甚至愤怒地抨击浮燥的今天，他能如此静坐下来做他的诗，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和了不起。他告诫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要忘了那份平静的生活，实事求是的生活。他不同流合污，“因为我们心总有平静的天地/在平静里开出灿烂的诗句/独自与自己和谐/从即日开始……”我们有多少人是如此《构建自己》的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非要大家都要学蔡启发先生如此写诗。但是，那份生活的状态是必须要承受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多少年来，人们不明白或者真正不把诗歌当作生活中的重要的东西的，那就是他们只知这是诗，不知这是歌。当诗歌真正成为歌时，或者说重新又回到可以歌的面上来时，这个社会一定是最和谐的。而我们今天，有些人，却把诗当作一种口语口号，在那里清说，歌唱的东西不是诗，而是在那里朗诵文句。这恐怕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在作怪吧？我以为这不是艾青先生说的诗的精神：“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诗论》P3页）。他在论诗的精神中说：“诗人的行动的意义，在于把人群的愿望与意欲以及要求，化为语言。”“最高的理论和宣言，常常是诗篇。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言论，常常为人民的权利，自然地迸发出正义的诗的语言。”“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把诗还给人民把！——让它成为人民精神的武装。”（《诗论》P3—5页）后现代主义，应当符合这些精神，那才是世界之后现代主义。我在蔡启发先生的“伟大的日常”中，发现的就是这种美的精神。
蔡启发先生从1982年开始写诗，曾出版过《季节之河》、《秋水之舸》。他是“用一只手挽着缪斯”的手写诗的，并且在“彻骨的凝视”中，去追寻那一种“享受”。他不作无谓的“硬伤”，因为，他始终是快乐的。我十分敬佩他的人品文品。他也可以说是我的同事，同在一个大机关工作。我因爱好而写些诗，我们是文友。他的《硬伤之水》出版后，我被他的诗篇震撼了，就发短信祝贺。不想他竟嘱我写个评论，我说我不是搞诗评的，怕写不好。我也看了很多名人名家为蔡启发作序写评论，这些评论写得都很到位，都是出自名家之亲手笔。他们也都被启发先生的人品文品所感动的。我当然不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但是，他却认为写评论的文章，不一定要名人。关键是找一个真正了解你熟识你的人和你的诗的人写，这样写出来的评论才比较真实。我又一次被他朴实的语言所打动，只好斗胆评之。关于诗的不足之处，也是仁者见仁智长见智。特别在个别语句的语言上，可能还须进一步的推敲和锤炼。这里讲的有些观点仅属个人看法，不针对第三者。这或许，也是我的“后现代主义”观罢！我更希望现代诗人们，不要象普列汉若夫在《论艺术》（P13页）一书中说巴托克人那样去拔掉门牙般的去崇尚美去写诗。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后的自残！不过，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是，2006年，我们的诗坛是“稳中求进的多元格局”。（《文艺报》2007.1.13，第1版）曾祥书先生说：诗歌进入了日常经验写作，强化叙事和抒情并举，诗歌开始“关注民生问题”。他引用批评家王光明之说：“《诗刊》、《星星》、《天涯》等刊物都曾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农村问题、打工问题和社会底层生活问题等，并引发了‘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我认为，这是诗歌重新获得新生的关键之所在。也是诗歌作为一种人文关怀的必然。诗坛是否也在经历着一场“硬伤”后的涅槃？我希望这种关怀开始后就没有终结，并且不是作为某种调味品应时地作为一下。而是要沉下来，多多推崇如蔡启发这样的青年诗人，中国的诗歌前途可能就真的无量了。
蔡启发先生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大卫先生说他是“一个对河流有着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而我更愿意把诗歌看作他命运的小溪或者激流，每一个字，都是浪花，每一行诗，都是涟漪，而长长的河堤、柔曼的水草，激动的小鱼，都可以做诗歌的标题。这本诗集，也可以说是他给自己开挖的又一条河流。”蔡启发先生为此而“逍遥游”着。我到认为，蔡启发还有的是另一面“特质”：那就是如一位现代愚公，他每天挖河不止，就是为了开辟另一条生活的爱河，不要让流过去的水受到一丝一毫的“硬伤”。瞿秋白说过：“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之路”。我想，蔡启发先生如此写诗，就是为大家开辟了一条清澈之河！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8-10-27 21:18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