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运周而复始，运输部门的忙乱与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的苦难也就启动了新的轮回。1月13日，安徽师大一女生在芜湖火车站候车，被人流挤下站台，尚未停稳的火车当场将她轧死。这场惨祸使历年饱受非议的春运部门，一开始就成了众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超载、超额售票、内外勾结倒票，服务质量低劣……也有谴责乘客不讲秩序的；也有规劝农民工不必赶日子回家过春节的；近两年出现招工难之后，更有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留下来过春节的农民工提供人性化的节日福利。
我不想只是附和对运输部门的声讨，更不会反对为留下过春节的农民工组织聚餐聚会。我想问一问：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年复一年发生？何时才是尽头？
假如曾经的“农民工”能在当地购房入户，哪怕是有属于自己和老婆孩子的窝棚（叫廉租屋或叫“贫民窟”都无妨），他们还会一定要赶“热闹”回老家吗？我相信不会。他们要探视亲人也会像我一样避开出行的高峰期。
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2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不是市民；依然只有春节才是不约而同亲友相聚的日子，是相亲与谈婚论嫁、交流打工信息、安排来年生活、处理邻里事务的日子。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准备出台之际，理论界就已明确提出“开通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第二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
为什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国民待遇还给农民，早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而进展却如此缓慢？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先生说，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还将长期存在，原因“主要是利益结构固化于其中的城市制度，它是具有机体排异功能的，排斥对过去二元结构的积极改变，放大那些消极癌变。”（参见温著《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2007三联版）我不赞同他关于土地制度方面的观点，对这个说法却深表认同。
那个自负到不顾羞耻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公然赞扬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最好的，其中当然包括可以提供超廉价劳动力的城乡二元结构；既然好到可以得满分，自然不必“深化改革”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不少市民，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也是这样想的，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在北京，有政协委员、教授提议提高进京门槛，至于驱赶那些“低素质”的“流动人口”更不在话下；在上海，是“民意”支持政府取缔外来人口“群租”，严厉到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即来找工的同性同学和兄弟姐妹同住十天半月也不行…… 至于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排斥“农民工”的本地化，更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
对于这种排斥农民工（外来人口中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叫“人才”，属“引进”对象，不在排斥之列）的做法，姑且叫做“城堡意识”吧，虽然并不单是思想观念问题而主要出于利益考量。众所周知，城堡是用于防御的，城内住的主子和主子信任的必不可少的仆从，他们都自认为比城外的人高等。城堡里的人有他们不同于城外人的共同利益。军事现代化之后，有形的城墙失去了御敌的功能，无形的城墙却仍然存在。国与国之间是海关（签证、居留证），而在中国国内则是户籍制度。只要“农民工”还要受农村户籍之限，不能变成市民和纯粹的工人，必须像候鸟一样在老家与打工地之间奔走，春运困境就很难避免。
可是，城乡二元结构真的还将长期维持下去，还能再维持一代人吗？我不相信。现在已有很多“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城里长大，这些孩子，以及不少根本不想干农活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绝不会甘心接受现状。他们若成为无业的“流动人口”，城市小区雇再多的保安、家庭装再结实的铁门铁窗，子女再经心地接送，摩托禁绝，整个城市也不会有平安和谐。
很多官员和市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然也不会有大重庆城乡一体综合改革试点、武汉及周边城乡“一加八”经济圈“新特区”等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现在的问题是，试点到何时？全国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全国范围的教育和医卫、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没有时间表？
难道“既得利益”真的是魔咒，不能让人做出明智的选择.[转] |
望不能回家过年的异地朋友过上一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