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连载之四十三
第七章 史无前例一
陈柏青近来心情舒畅，额角上皱纹似乎也淡出了。他感到很欣慰，因为纺织厂的形势发展得令人鼓舞，随着县百货公司对棉布订货的不断地加码，纺织厂也就审时度势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于是就一批又一批地吸收新职工进厂。随着新职工的大批涌入，形势逼着纺织厂扩大厂房，增添机器设备，真是一片新气象啊。这样一来，瀛海大队的社员子女大多数就成为纺织厂的职工了，他们笑逐颜开，满面春风，连走路的脚步声都噔、噔地重多了。另外，大队里的大队办砖瓦厂由于推行“计件工分”，砖瓦工们的生产劲头更足了，生产效率就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砖瓦工的个人收入与砖瓦厂积累也就同步上升，结果就很自然带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些到海里去从事“打小网”副业的、以及在海涂上放养蛏子的社员们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开动脑筋，像八仙过海似的各显神通，竭尽全力地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在整个农业大队里形成了一个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的良好格局。作为大队长的陈柏青，他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吗？他在此时此刻真的感到意气风发啊！他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只要“上面”在这几年里不要再发动大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农村好好地休养生息几年，能让我们去安安稳稳地发展生产，我们的瀛海农业大队肯定就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大队的经济实力就会空前的雄厚，社员收入也就会大大地水平提高，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不再遭受贫穷的折磨，前些年这样的窘迫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陈柏青对政治运动之所以会这样担忧和惊恐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浮夸风”、“瞎指挥”、“刮五风”等运动中尝够了苦头，给他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并被“拔白旗”倒也不必说了，而给农村造成的严重损失及后果实在是太惨重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对不会轻易忘记的。虽然时过境迁，他还是心有余悸。他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没有此前这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话，我们辛辛苦苦缔造起来的、已经初具经济实力的高级农业社怎么会一下子地破败到如此的地步？这种“人祸”比“天灾”还可怕！就拿一九五六年那次最可怕的“81台灾”来说吧，那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给瀛海乡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它把沙滩上的一排排黄鱼鲞加工厂摧毁成一片瓦砾废墟，也把水稻田灌成为一片汪洋，甚至还把十多艘渔船冲到塘岸里的水稻田里去。不管是渔业队还是在农业队，损失都是极其严重的。就是这样大的损失，经过了两年时间的“修补”就把这道深深的“裂痕”抚平了。而这几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还不见“还头”，这条“裂痕”还在“渗血”。所以，在陈柏青的脑子里，政治运动比历史上最厉害的“81台风”还可怕！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折腾，他们农业大队的社员恐怕早就不愁吃穿了，哪还会过着“菜瓜半年粮”、“衣裳全补丁”跟乞丐差不多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呢？幸好，自从中央颁发“十六条”以后，政策比较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愿，所以才有了农村今天的复苏。可是，谁能保证今后就再也不会发生政治运动了呢？他想到这里，就蓦然想起自去年以来，“党报”好像又“热闹”起来了，那个叫姚文元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大块头”文章“海瑞罢官”以后，各种报纸似乎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响应，后来竟连篇累牍地跟随着“揍热闹”。特别是在最近，报纸上又好像出现了“新花样”，大量刊登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文章，就像“煮开了锅”似的。他虽然不大清楚被报纸上点名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但觉得这几个家伙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文人，可能曾经写过几篇“反动性质”的文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至于已经红起来的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然也不大清楚。不过他能估摸出，这个姚文元肯定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否则的话，他就写不出如此长篇的大文章来，即使能写出来，也得不到这么多人的响应，也许可能有一定的大背景。陈柏青是一个农民，他对形势能做出这样的估计应当说是很不简单了。他是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脑袋瓜也比较灵活，再加上他有经常看报纸的条件和习惯，所以他能洞察到一些政治动向，也善于分析一些政治性问题。不过，由于他阅历有限，要搞懂“燕山夜话”这类文章的内涵不容易。他想，按照现在这样的声势，党中央很可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了，会不会又要搞一次像五七年那样的“反右派运动”？按目前这阵势，同1957年“大放大鸣”时差不多。陈柏青对于在十来年前发生的这场政治运动还是记忆犹新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也许是“大放大鸣”中有人提的意见太尖锐了，运动突然间就改变了方向，说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顿时，全国风起云涌地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许多敢于大胆提意见的人，一下子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里开展，陈柏青置身于运动之外，但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现在并不担心批判“三家村”会导致了变成为“反右派运动”，也不关心这场运动会使那些人倒霉，而是担心在这个政治运动之后又接着要搞“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农村又要遭殃了，他为此真的有点担忧。不过，话要说回来，他不在乎什么“海瑞罢官”呀、“三家村”呀这些批判文章，这些都是属于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事情，至少目前与我们农民无关。既然无关，我就不必去关心它了，还是去多多关心与自己密切有关的事情吧。
二
沈宝强是一个头脑活络的人，凡是头脑活络的人都不会安心在农村里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因为当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天天早出晚归，不是脸孔对地背朝天地弯腰曲背，就是一副农活重担压在身，一年做到头还只够付个口粮钱，你说能安得下心来吗？本来嘛，沈宝强完全可以不必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可以跟随着他大哥沈宝海到海涂里去养蛏子，收入也是不错的。但他觉得养蛏子这行当实在是太辛苦了，他真的害怕“扒蛏子”这种累得几乎要折断腰的苦活。他吃不起这份苦。就在他不愿当农民的时刻，他有幸遇到了一次机会，长岗煤矿到瀛海乡的农村里来招收下矿井采煤的矿工。他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就这样，他摇身一变地成为了一个长岗煤矿的一名矿工。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到矿井下去采煤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工种，而且也是苦和累的活，但他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当农民怎么能与当矿工相比较呢？首先，当矿工的人就是工人阶级了。在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可是一个领导阶级，属于领导阶级的人能吃亏吗？当了工人就享有许许多多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生活绝对有保障，这与农民是无法比拟的。下矿井固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的事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总不至于偏偏会落到我的头上吧。再说啦，一个人总不会一辈子地永远当下矿井的矿工吧？上井工作的机会还总是有的。如果有朝一日能改变工种的话，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他当初就是抱着这种希望而去的。两年以后，正当他做着改变工种“美梦”的时候，却碰上了一次厄运。那天，他正在矿井下作业，突然发生了一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矿井里发生了瓦斯爆炸！整个矿山天崩地裂地颤抖起来，矿井内顿时一片漆黑，他连想都来不及想就被爆炸所产生的气浪击昏了……
当他醒来时，他已经是躺在矿山医院的病床上了。他苏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还活着，这是最最要紧的，也是最值得庆幸的。生命对人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还只是个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呀，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头，只要生命还在，就什么都会有的，其他的东西就不必去计较。他本能地伸了一下手臂和腿脚，觉得还灵活如初，虽然腿脚的皮上有一些疼痛的感觉，那肯定是被石块擦伤的，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些都不碍事。如果缺腿断臂的话，那就麻烦了，他这一世人就完了。他觉得自己大难不死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现在可以说是他做第二世人了，这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吗？他看了看同室里的几个难友，有的用纱布绑着大腿，有的是绑着手臂的，看上去好像还是明显短了一截似的，那肯定是被截肢了，这是多么不幸的悲惨结局啊！看到他们如此可怜的惨状，他就觉得自己是十分荣幸的。不过，当他看到躺在他旁边的这几个缺腿断臂的难友，他就立刻想起了那令人恐怖的爆炸瞬间……
平时，病房里是静悄悄的，但有时会突然地爆发出一声极其惊恐的喊声。不知有多少次，沈宝强在梦里老是重演着矿井里瓦斯爆炸时的可怕恐怖场面，他就情不自禁地就拼命地大喊“快跑！快跑！”，惊恐的喊声就是这样突然爆发出来的，这样的恐怖喊声自然就惊醒了旁边的几位难友，吓得他们浑身发抖，脸色惨白。他们本来就是心有余悸的人，这种“连锁反应”给大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像阴魂不散的冤魂，时时刻刻地笼罩在病房的上空……
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地看到从矿井里抬出来的弟兄们的黑乎乎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家属们看到自己的亲属的遗体时发出痛不欲生的、撕心裂肺的嚎哭声，但他却能完全想象得到这种悲惨场面。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一直与他生死相依的兄弟们在那爆炸的瞬间就阴阳分隔了，那是多么可怕啊，他能不心惊胆颤，能不惶惶不可终日吗？他痛定思痛，觉得生命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福利待遇再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再高，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些福利待遇难道都不是烟消云散了吗？不是统统地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所以，这些身外之物与生命比起来，那都是微不足道的。最终，他还是下决心向煤矿辞别，下决心回到他曾经发誓要跳出这个“泥潭”的故土里去当农民。农民虽然苦了点，但生命有保障，做人还是相当牢靠的。这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命啊！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故乡。不过，他并没有到去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在家先休息一下再说，需要全方位地思考未来的生活坐标走向，观察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等到一个好机会，说不定我时来运转，刚好碰到有较好单位来招工的话，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他深知，要去寻找一个好的工作单位不容易，而要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就一点儿也不用发愁，因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到生产队里去，甚至连劳动改造刑满释放的犯人都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地、随时随地地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我还要去担心它甚么？只有在什么门路都没有希望了，他再到生产队里去也还不迟啊，沈宝强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等待着。
说起来，沈宝强的运气确实真的不错，这在他耐心等待之时，恰好遇到乡邮电所要招收二名临时工，担任乡间山路的投递邮件工作。沈宝强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俨然地成了一名邮电所里的临时工。就在沈宝强在邮电所里工作了大半年以后，全国就风起云涌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首都北京燃烧起来的。北京具有外省各地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消息灵通不说，还有“高人”直接指点，所以这场大火首先在北京大学点燃起来。一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云云。不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北大的普通不过的人瞬间就跃升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得发紫的人物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也就随之而在全国燃烧开来了……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造反派”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取得了第一场的胜利。彭、罗、陆、杨是何许人也？彭是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罗是罗瑞卿，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陆是陆定一，党中央宣传部长；杨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老革命历来认为是属于“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怎么一下子会变成了“反党集团”了呢？这样惊天动地事件能不使全国人民傻眼吗？造反派甚至还把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说成了“阎王殿”，老百姓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咋一位事啦？其实，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党中央里的高层领导人还蒙在鼓里呢，他们对于发生在眼前的这些眼花缭乱的事情真是感到深奥莫测，犹如缭绕在山腰间的一团团翻滚着的迷雾哪。紧接着，几百万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蜂拥地拥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百万红卫兵为之欢欣鼓舞，“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全国就立即就变成了“一锅沸腾的粥”！紧接着，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揪出来了，说他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场熊熊大火很快地蔓延到大江南北的农村地区，像春风野火，像海啸狂涛，像雄狮咆哮，怒不可挡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势如破竹地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暴露出光天化日之下……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沈宝强是属于头脑灵活、见识颇广的人，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式的政治运动却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这种天花乱坠般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他真的感到有些吃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在还是共产党当政的情况下怎么会一下子动乱到如此的地步？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他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幸灾乐祸，觉得那些当官的人实在是太舒适、太高高在上了，这些人吃一点苦头也是活该，吃了点苦头以后也许今后会收敛一些，让这些人尝尝群众的厉害就不会像此前那般的张狂了！关于上面发动了这场运动究竟是要达到什么样目的，他当然是茫然一片，心里面一点也不清楚，直到北京揪出了刘少奇，县里的红卫兵揪出以县委书记为首的“走资派”以后，他才初见端倪。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要彻底铲除他不信任的人，从中央的刘少奇一直到基层的县委书记。他忽然极度地兴奋起来，他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他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恐怕就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了这道门，前面就没有别家店了，他能放弃这样一次的好机会吗？也许，目前的形势是给他一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能的大舞台！他灵机一动，就计上心来。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搔痒。如果下手不快被别人抢先的话，那就捞不到最好的“油水”了。这使他想起了沿海边时有发生的“捞天财”。“捞天财”其实是发“难”财，就是指一艘船在海上被暴风巨浪吞没后，在漂泊过程中最终被粉身碎骨地解体，随后就散落地漂浮在海面上。这时，当有人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时，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迅速地到这个海域去捞这些散落在海面上的船板等物，这就叫“捞天财”。“捞天财”也算是沿海边的“发小财”的机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机遇，得到这样机遇的人，首先是要消息灵通，第二是要动作迅速，稍稍迟钝了一步就什么也捞不到了。活络抢先的人能捞到值钱的船梁之类构件，动作缓慢的人就只能是捞一些不值钱的甲板之类木板，而落在后面的拖尾巴的人，恐怕是连一根毛竹撑篙都捞不到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现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不正是像面临“捞天财”那样的情况吗？谁的消息灵，谁的动作快，谁就抢得了先机，把当权的“走资派”把下马，自己就可以占据了他这个位置，如果落在人家的后头，那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他说干就干，马上就约几个邮电所里要好的人，立即宣布成立“卫东兵团”。他是兵团的发起人，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卫东兵团”司令。“卫东兵团”成立后就立即开展革命行动，首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公社党委书记王如坤，他是瀛海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抢夺了这个“走资派”的权。沈宝强干得有条有理，有章有法，当然也出手不凡。王如坤看清了时势，只得乖乖地交出公社的大印。沈宝强夺得大印后就趾高气扬地立即勒令王如坤戴上一顶“长长帽”，在这顶长长帽上写了“党内走资派王如坤”这几个黑体大字，黑体字外面还用红笔画上了八个大红圈，就把王如坤跌跌撞撞地押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
对于这样出其不意而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瀛海乡的村民们能不感到傻眼吗？以前都是把地主分子押到大街去游街示众的，现在怎么换上了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难道天下真的要大乱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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