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连载之三
三陈柏青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解放前，他家里有自家的三亩薄田，也向地主那里租来二亩土质较好的水田耕种，由于他父亲带领全家勤劳刻苦，生活还过得去，虽然没有像富农、地主人家那样富裕，但也不至于像贫雇农人家那样经常陷入上顿不接下顿这样的困境。当然，像他家那样的“下中农”与当时的“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也有区别，“上中农”家的土地较多，不必到地主家里去租种田地，而且自家的土地的土质一般地比较好，家里的农具、耕牛也样样齐全，它与富农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土地的亩数相对较少，而且种田不雇长工，都是自己家里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行为。他们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还稍有节余，所以这样的家庭就比较殷实。而“下中农”的家庭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尚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所以还要向地主家去租几亩田地耕种，以弥补自己家中土地的不足，所以生活上自然不能与“上中农”相比。这样就决定了土地改革时，“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而“上中农”则是团结对象了。尽管陈柏青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他父亲倒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他父亲的心里很清楚，要想有出息，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所以尽管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还是让陈柏青在小学里读完了四年的书。在小学里读完四年书，可算是初小毕业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也可算是“高学历”了。至于要在高小毕业（小学六年），那只有富农和地主家庭里才能承受得住的选择，如果要想进初中读书，那是只有较大的地主家庭才能迈进这个门槛。
陈柏青从小就天资聪颖，平时又善于勤学苦练，所以他虽然只有初小毕业，但他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的“大书”，也具有能为村民们代写书信之类水平，这在当时农村里绝大多数人不识“一”字的情况下，他可算是村里的半个“秀才”了。由于他平常待人和气，又能热心地为村民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所以他在村里的口碑很好。解放后，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就很快地得到了土改工作队的好评，他于是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了。在土地改革后期，他也与其他的贫下中农一样地分到了田地，原来从地主家里租来的二亩土质肥厚的水田就归他家所有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必向地主家去交地租了，所有收获全归自己所有，为此，他心里总是热腾腾的，他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不言而喻，他此后的工作就更积极了，对于党的各种号召，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带头去响应，并踏踏实实地去干。一九五五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瀛海乡当然是与全国各地一样，要立即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陈柏青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他就很自然地被乡政府干部和工作组看中，都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头人，也是未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头羊”的历史舞台。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要把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习惯彻底改变，是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世上的人总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应有尽有：有人勤劳，有人懒惰；有的乐于助人，有的贪得无厌；有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人阳奉阴违、偷鸡摸狗；有人力大如牛，挑二百多斤担子能疾走如飞，有的身体单薄，面黄肌瘦，挑一担粪桶都十分吃力，要弄得汗流浃背的。要把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组织在一起劳动，能不产生矛盾吗？陈柏青在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的心里却是十分担忧的。再说，当时虽然经过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农民们的家境还是有千差万别的，大多数的贫雇农家里只有从地主家刚刚分到的几亩田地，许多生产工具不齐备，不要说耕牛，就连犁、耙等主要生产工具都不齐全；而富裕中农家里不但田地多，生产工具也应有尽有，犁、耙、水车不说，耕牛都油光水滑的，他们能同意把自己勤劳一生所积攒起来的这些财产白白地拿出来去让众家去共同享用？这些生产资料被“平调”不说，还要把那些千差万别的人统统地集中起来在一块儿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共同分配，这样翻天覆地似的变革怎能让那些农民接受得了？这样的变革能顺利进行吗？不要说一个村子里的人，就是一个家庭里的人也是不能长久地相聚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分家，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风俗，谁也无法改变。现在要把一个村子里的异姓各族的人都要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能不吵架吗？陈柏青觉得这实在是太难了。为此，他几乎弄得焦头烂额，苦口婆心地劝解富裕中农们加入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对那些“思想顽固”、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们真是磨破了嘴皮，但还不能如愿以偿，他们还是不肯同意加入生产合作社。如果不是后来工作组驻村协助，天晓得能不能完成这一历史的创举。
工作组进村后，马上运用了一个“法宝”——阶级斗争。他们在大会上说，合作化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唯一途径，那些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富裕中农，是妄想发家致富，有朝一日能当上地主，重新来剥削我们的贫下中农，还想过那种不劳而获、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难道还会允许他们再来剥削我们吗？还会让自己再吃二遍苦吗？我们能允许他们这些人的罪恶的企图得逞吗？我们当然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紧接着，工作组马上斗争了几个地主分子，揭露了地主分子妄想“复辟”的“阴谋破坏”活动，村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像土改时那样紧张起来，那些原来不愿入社的人、特别是像富裕中农这类阶级的人顿时被吓倒了，马上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因为地主分子的悲惨下场早已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的面前、并已深深烙在他们的心中。在土改中，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分子被枪毙了，大部分的地主分子都被判刑，并送往内蒙或新疆去劳动改造，剩下的一部分及被枪毙和劳改的家属还在被管制监督劳动，每天还要向村里的治安干部汇报思想，出门还要向治安干部请假，经批准后才能出村，地主的子女被人叫“地主尾巴”，要夹着尾巴、低着头做人，这样的做人连做狗都不如，难道他们还敢去再步地主分子的后尘？让家产没收还要被人管制，去做那些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贱民？他们还胆敢再对抗下去吗？就这样，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像“风卷残云”般地扫除了“顽固势力”，很快地实现合作化了。陈柏青也从中得到了某些启发，看来啊，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倒是蛮灵光的，如果不去斗争地主分子，不使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那些不愿入社的人能马上改变态度吗？可见啊，在工作中不采取一些强制手段确实是不行的。不过，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事态表明，当时采用某些强制性措施较快实现合作化以后，并没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不久就出现了当初完全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他想了许多办法，也动了许多脑筋，还是无法调和、无法解决社里出现的矛盾。如普遍存在着的出勤不出力，如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回家一阵风”等现象，致使生产劳动的效力大大地下降。生产劳动的效力下降了，生产的效益还能上去吗？社员的收入还能提高吗？在合作化运动以前，每个农民在自己的田里干活都是汗流满面、用尽力气的，哪个人不想自己能有好收成？现在，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干活，你自己用力，别人不一定会用力，这样，你所多用的力气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用的力气岂不是枉费心机了吗？所以，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多用力气了。这是陈柏青当初完全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后来一直为此感到极为头痛的难题。他觉得，如果这样长久下去得不到扭转的话，社员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他这个当社长的就难逃责任。他为了想克服这个矛盾，扭转这个局面，曾经试图运用过“阶级斗争”的法宝来警示一下某些偷懒的人，但却意外地得不到他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的“谋略”被杨正道的“策反”性质一番话在无形中消失了。杨正道对社员们煽动说，共产党在大会上、小会上都说是“穷光荣”，而且是“愈穷愈光荣”。大家都知道，除了天灾人祸以外，“懒”与“穷”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啊，懒的人从来就不可能当成地主；只有那些勤劳又节俭的人才有可能做成地主！你们说，对吗？社员们听后都哈哈大笑。接着，杨正道又说，所以啊，你们就完全不必去担心，懒的人是绝对不会当成地主的！社员们听后都能领会杨正道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就这样，陈柏青的胸中的锦囊妙计全被杨正道的几句话彻底地“吹散了。陈柏青的心里明白，杨正道的话实在是十分在理，他纵然即使再斗争几个地主分子，在社员们的心目中，“偷懒”与“地主”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于是乎，他只好放弃了这个原来以为可作为“灵丹妙药”的“阶级斗争”法宝，睁着眼看着社员们半休闲式的劳动方式而奈何不得，他对此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平心而论，他对于处理生产合作社里的事情还是一贯坚持秉公办事原则的，所以他在社里的威信很高，他说出的话，社员都能顺从地去执行；对于他对各种纠纷的处理意见，社员们也会服服帖帖地听从。想不到仅仅是过了三年的时间，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以后，他竟会做起一个被社员们抠打的噩梦，社员们胆敢与他“对抗”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梦，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知道，其起因就是那个“万斤亩产”惹的祸。尽管“万斤亩产”的事后来由那个头脑活络的杜先谋为他摆脱了困境，但最后的结局恐怕还是很难说，他能不能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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