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连载之十一
四靖海乡的“真空”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县里很快地派来了一个工作队。而且，这个工作队很快地发动群众，成立了渔会和民兵等组织。同时还派来了一支属于县大队的公安武装人员，驻守在原来是地主家的一个大院落里。这个工作队的队长不是别人，正是靖海乡人吕云光。
吕云光在林平安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军警的追捕，他很快地到了党的游击队根据地的二龙山三八支队。不久，东南沿海地区解放了，吕云光跟随三八支队队长仇志平一起编入地方工作行列，并一起分配到他的家乡所在地灵山县工作。仇志平任县军管会主任（不久成为县长），吕云光在仇主任身边工作。为了稳定局势，巩固政权，摆在军管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他们心中十分清楚，当务之急是首先要消灭威胁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的匪忧之患。同时，又要开展土地改革，打倒并消灭地主阶级，没收他们的土地及财产，然后分给广大贫苦群众，使他们尝到革命的胜利果实。也只有这样，广大群众才有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目前群众对政府的号召如此冷冷清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土匪势力尚没有受到打击，而且仍在到处活动，群众自然害怕要遭受土匪的报复。更何况，群众知道土匪在这里有许多的“线人”，匪徒们对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不要说他们为敢公开站出来参加政府的各项工作，就是暗地里举报匪情线索也没有胆量，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就必然要带来杀身之祸，除了极少数的勇敢分子以外，一般人是都不敢去冒这样风险的。因此，要迅速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使群众看到我们确有压倒土匪的威力时，他们才敢站出来支持我们的工作。于是，上级很快地调来了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在靖海乡，同时，县军管会还派来了从部队转业来的军队干部充实到工作队中去，藉以增强乡政权机关的自卫能力，同时又为迅速成立民兵组织，并立即开展民兵的各项培训工作而作好准备。仇志平就是考虑到靖海乡这种匪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才决定委派身边工作的吕云光去担任靖海乡的工作队队长，（也是靖海乡不久后的乡长），同时还派去了叶刚强和葛树宝二人协助吕云光的工作。他们俩人都是从部队里转业来的连级干部，其中，叶刚强在部队里担任过连指导员，葛树宝则是一个排长，他们均因在战斗中负伤后不能适应部队里作战的情况下而被转业的。仇志平相信，吕云光有他们俩人协助，肯定能应付靖海乡的复杂局面。
吕云光心中清楚，到靖海乡去工作犹如赴汤蹈火。他也明白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革命者，面对险恶的局面，就是肝脑涂地也应在所不惜。正是有人所说的那样，明知山有虎，还向虎山行。前面纵然是一片地雷阵，他也是要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去。他面临着这样严峻的局面，首先是匪情复杂，深山里藏匿着陈兴为，海岛上盘踞着伊耀明。这两帮匪徒经常出来骚扰，前者是打家劫舍，掠夺钱财；后者则暗杀积极分子，制造恐怖气氛，动摇初始的政权机关。这两股亡命之徒的猖狂活动严重地阻碍了新政权机关的建立和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搞得人心惶惶。如不很快地消灭这两帮匪徒，就谈不上政权的稳固和民心的安定，所有的工作也就无从做起。
另外，还有一个难题一直萦绕在吕云光的心头，这就是如何对待林平安？林平安是一个地主分子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开明绅士却又是众所周知。他作为地主，剥削过农民和渔民理应受到惩罚，但他及他的世家却历来热心于修桥铺路、救灾济困，他的乐善好赐的德行得到乡民们的普遍赞誉，所以在乡里的口碑极佳，如果把他与其他地主作同样地对待是有失公允的，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更何况，他与他曾有过一段莫逆之交，而且还救过他一命。每当他想起在中学读书时他为他解决“停膳”的尴尬困境时，心中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每当他回忆到自己当年受到国民党军警追捕时，他冒着有杀身之祸的危险而敢于帮他逃离的侠义之心时，他就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真诚的感恩之情。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人是一种小人。那么，他现在该怎样面对这个难题呢？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知道，党对政治性问题是极为严格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应当与林平安划清界限，他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违反这个政策性的的严格规定，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对于这点，吕云光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向来嫌恶忘恩负义，觉得自己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有背于做人的良心。在他遇到危险时，林平安为什么能舍身救他呢？现在林平安遇到了麻烦，他难道就可以无动于衷吗？他能心安理得吗？
他想，如果他没有与林平安有过这么一段的莫逆之交、林平安也没有救过他一命的话，他也就不存在这样的苦恼了。他面对林平安，完全可以秉公办事，完全可以对他与其他地主分子作不同对待和不同处理，人家自然不会非议，但有了这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后果就肯定不一样了，肯定会有人会怀疑他包庇地主的朋友！这样一来，他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林平安，连自己都搭进去了。这样的结果，恐怕也是林平安都不愿看到的。
此外，还有一庄与此有关的猜测也使他忧心忡忡，他听说林平安与伊耀明的关系非同一般，这在靖海乡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伊耀明在解放前夕作出了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决定难道会没有与林平安一起商量过？林平安难道就不明白自己在解放后肯定要遇到清算的境地？他难道就没有像伊耀明那样产生过为逃避共产党镇压而与共产党作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心思？他为什么会不听他的要好朋友的劝慰？或者由于他存在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而不听伊耀明的劝告？或许他们有什么默契？凡此种种，他一时还不能作出结论，这需要经过深入调查后才能肯定林平安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的论断。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什么默契的话，那情况就复杂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就不能因友情或恩情而丧失了原则，也就不能对林平安有任何的宽容。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清醒地推测任何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要设身处地地站在林平安的角度去深入地分析他在内心世界，他作为地主分子，在厄运即将临头之时，他究竟会不会作出破釜沉舟的决定呢？诚然，林平安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不像伊耀明那样欢喜锋芒毕露，也不具伊耀明那样的胆量、魄力和冒险精神，但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人总可能会作出异常的举动，他究竟会不会呢？其实，伊耀明也是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作出本来不可能作出的举动。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一直过着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如果共产党不来，他难道会放弃过安稳的生活而去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玩枪杆子？去当名声狼藉的匪徒？可见，人总是要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不管如何，他目前对待林平安的问题应当慎之又慎，对他的态度也应采取“三不”方针，即不亲、不绝、不交往，有待于彻底搞清问题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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