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狂热的风》连载之十六
二十三过了冬至气节以后的太阳就像一个苍凉的老人，尽管态度和蔼可亲，但显得苍白无力，如果要想去助人解困却是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与此前的盛夏时光的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雄健相比真的是“判若两人”了，那可是真的有天壤之别啊。在大自然里，可见万物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永葆青春”，盛极之后就必将走向衰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它在盛夏时那种具有烈火金刚般那样的威风，到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欢喜在冬季里的太阳，人们不再像在夏季里那样地惧怕它、躲避它了。在夏季里，人们为了躲避太阳直泻而来的暴热，只能跑到大树下去乘凉；而现在，他们却是巴不得太阳能多放出一些热量来给他们以温暖，藉以抵消刺骨的寒风所带来的沁人肺腑的寒冷，他们现在再也不会跑到大树下去，而是要去寻找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接受太阳的恩赐，享受一番它赐予的温暖。
当时的农谚中有样的一句：清明麻糍心头搁，冬至汤果安乐圆。就是说农民在进入了清明节以后就要进入农忙季节，吃下的麻糍就像在心里头搁着一样，事事要操心；而到了冬至节以后，重大的农事已经基本结束，吃了汤果以后则就可以安乐休闲了，不用再去操心农业上的活计了。所以，他们在吃了汤果以后就可以安乐圆了。瀛海乡这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在清明节来到之际，一般的人家都要用糯米捣成的麻糍，而在冬至节这天早餐，则家家户户都要吃汤果。汤果是用糯米粉搓成团，然后摘成小粉粒，在沸腾的水中倒入锅内，几分钟后就熟了，再放入一些预先煮熟的红豆，并倒入红糖后即可就餐了。汤果不同于汤圆，汤果是实心的，而汤圆则是要用猪油白糖作为馅料而做成，它一般地是在正月里用来请客的。平时过节或在建房上梁、乔迁及结婚时送入洞房时一般地也用汤果，不过，这时用的汤果一般地都要把“小粉粒”搓成圆形的，以求喜庆团圆之意。冬至节吃的汤果，大多数人家也都是要搓成圆形的，因为过冬至也认为是过小年，既然过小年就也应该是“团团圆圆”的了。其实，这句谚语我想是出于太平盛世的之时，或者至少是不愁吃穿之年，如果遇上了前几年的“大饥荒年代”，不要说冬至节吃不上汤果，就是连番（薯）丝粥都没得吃，哪还有什么“安乐圆”可言？
在瀛海村，今年的日子当然要比前几年上山找草根树皮充饥的辰光要好一些，虽然仍然是“半肚番丝半肚饭”或者是“菜瓜半年粮”的，但肚子总算还是填饱了。在冬至日那天，大多数人家还是按照习俗都做了汤果，村子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儿“喜气”。这样看来，他们倒是有点“安乐圆”的样子，所以大家在早餐后都聚在暖和的巷道边或者是在大院落朝南的堂屋里晒太阳聊天，谈论着村里村外的事，有的心中欣喜，有的愁容满面，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境况，所以就表达出不同的想法或意气，这也难怪，心里想着什么事，嘴巴就说什么话嘛。
这一年，在瀛海村的农业大队的各个生产队的收入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在齐夫良担任队长的第五生产队，他们年终分红时，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有八角六分钱，也就是说五队的社员在队里劳动一天可以拿到一块钱左右，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破天荒”的事了，所以该队的社员就自然都欢天喜地的，满脸都是笑嘻嘻的。这是由于齐夫良队长视野开阔，思想开脱，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结果有十多个社员出外，他们中有的去搞沉网、流网、牵网等近海作业，也有人下海去掸紫菜、拾海螺、挖佛手的，队里只留下了一半人务农。出外的人在海上作业虽然要冒一些风浪，劳动也比在岸上务农要辛苦了得多，但他们得到的收入自然也丰厚得多，大多数人在这一年中都得到了一千元以上，他们自然都笑逐颜开了。他们都自觉地按当初的规定把搞副业赚来部分的钱交到队里去，按一元二角钱计一个工，总共也只有三百多元钱，自己还是得了“大头”，而他们这十多个人上交到生产队里的数目对于生产队来说，却可算是一个不少的数字啊，再加上留在队里的社员由于务农的人数少了，劳动效率自然就提高了，这样一来，队里就出现了“双倍效应”，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窜升”了上去，五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而当时其他大多数的生产队的劳动工值一般只有四五角钱，最差的是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劳动工值只有三角三分，出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在村里就很自然地起了一个轰动效应，特别是在第三生产队里的社员，他们都埋怨刘阿根队长顽固地坚持搞“封闭”政策，结果招致了目前如此的结局。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如大梦初醒一样，全生产队的三十来个劳力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三十个人干十五个人的活，平日的劳动强度虽然是比五队轻松了许多，但得到的代价是劳动生产率低下，致使劳动工值低就不言而喻了。由于有了这两个队的明显差别的对比，自然就成了瀛海村的村民们聊天的话题了。三队的社员收入低，过年的日子就艰难了，他们都抱怨刘阿根这个人一意孤行地不准任何人出外去搞副业，把大家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一起做农业，导致了“三十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哪有不苦之理呢？让这样的人当生产队长，我们当社员的就活该要倒霉了。五队的社员们则相反，他们都齐声地夸赞齐夫良当队长有方，魄力强，敢担风险，所以才会有今日的好结果。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社员们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于是就有更多的村民自发地加入到这个议论的话题中来，许多村民都认为只有全大队的生产队都向五队学习，下决心让有搞副业本领的人出外去搞副业，坚持多种经营，才能提高生产队的收益，使社员摆脱贫困。当时社员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与此前的“只求一饱”的想法发生了如此变更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们想逐步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不是说明人们的好高骛远，而是一种正常的、善良的对生活的向往。此前，他们的确是有过“只求一饱”而“不求其他”的想法，但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饥饿恶魔”极度的恐怖下被扭曲了的一种畸形的灵魂，一旦“扭曲”解除，“畸形”就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过程。
随着村民议论的进一步深入，议论的话题就很能够自然地转到了生产队长这个领头人应当由怎样的人来当家的问题上来了。大家都认为，当队长的人一定要具备像齐夫良这样气概的人，能为生产队敢担风险，敢为社员勇挑重担，生产队才有希望，像刘阿根这样的人真是不适合再当队长了，否则就要害苦了全队的社员。
二十四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于谦的《石灰吟》这首诗是相当有名的，他歌颂“石灰”不惧怕烈火燃烧、粉身碎骨，也要把青白留给人间的一种崇高境界。诗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燃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石灰”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境界，这当然是烧石灰的人把它造就的，我们在歌颂“石灰”崇高精神的同时，自然也不应该把烧石灰的匠人忘记掉，没有烧石灰的匠人的艰苦劳动，能造就出“石灰”的崇高品质来吗？
徐林祥是一个出身于一个烧石灰窑作坊的家庭，从他的爷爷起，他家就以开石灰窑为业。在瀛海乡的烧石灰作坊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只要两三个伙计就行，而且这里烧石灰不用石灰石作为原料，而是就地取材地采用当地被废弃的一种叫“滕壶”的外壳来代替石灰石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它对燃料的要求也不高，可就地取材地用一些木头之类就可以了，也由于“滕壶”的壳体内充满着许多细孔，所以在烧制过程就可大大地简化了，从而既节省了燃料又缩短了烧制的时间，所以这里烧制石灰的成本就自然比其他的地方低了许多。
说起这种学名叫“滕壶”的贝壳类东西是海边一种相当有名而又相当普遍的海鲜，可算是瀛海乡的一种特产，村民们常年到海岛的礁岩上去铲取的一种重要的、也是传统性的营生。在瀛海乡，有许多村民长年累月地从事“下小海”这样一种传统的行业。所谓“下小海”就是指到海岛上去铲“滕壶”，挖“佛手”，撞紫菜，拾辣螺之类作业，其最主要的还是铲“滕壶”，因为它是常年都可进行，不像掸紫菜只能在冬季里进行，因为在冬季采集的紫菜质量好，口味极佳。拾辣螺也一样，它也是在春季里去拾最合适，因为只有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才应了那句“三月三，螺子螺孙爬上岩”的谚语。铲“滕壶”就没有这种季节性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去铲的，所以，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在瀛海乡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的繁殖力相当强，它不但在礁岩上到处生长着，而且还会在船底下繁殖起来，在三五年的时间，它就会长成红豆或缸豆粒般大小，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船底上，如不及时地加以铲除，就势必要影响船的航行速度了，所以不管是捕鱼的渔民还是从事运输的船工，他们都要经常检查他们的船底是否有“滕壶”生长着，如果一旦发现有的话就要立刻加以铲除。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生命力极强，它最初像一个“小白点”附在海边的岩石上，几年下来就会长成如豆粒状的“黑痣”，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以后就可铲来食用了。它的形状呈“削”去了“顶角”的“圆锥体”，像一支底部大、顶部小、个子矮胖的“大屁股烟囱”。它不但生长在礁石上，还会生长在大“滕壶”的外壳的背上，这样一来，就自然像“叠罗汉”一样地、成簇成堆地聚集在海边的礁岩上了。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海边的人就相当形象地叫它为“簇”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村民们尚不知它的学名叫“滕壶”，而一直把它叫做为“簇”的，他们甚至于压根儿地不知道“滕壶”为何物。
“滕壶”的外壳呈灰黑色。长大了的“簇”的底部圆径有五六公分，上部的“烟囱圆孔”直径则不到一公分。虽然它相当普遍地生长在海边的礁石上，但在近海边的礁石上的“簇”一般地是“长”不大的，活像一个“侏儒”，即使它具有几十年的“簇龄”还是相当地“矮小”，而且它的肉体干瘦，味道也不鲜美，所以村民们都不会在近海的礁石上去铲簇。在远离海岸线的外海无人居住的海岛上的“簇”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外海的潮流湍急，它们能与海上来自各个方向涌来的潮流“零距离”接触，几乎每天都可以与她们“亲密拥抱”，所以这些“簇”所得到的养料自然要比地处近海的“簇”要丰富得多，所以它们的体型就比近海的“簇”要大得多，而且肉质鲜美，所以瀛海乡的村民一般地都到外海的岛上去铲簇，即使近海礁石上的“簇”垂手而得也不会到那里去光顾的。“簇”的外壳只不过是它的蜗居的“寓所”，外壳里面尚有一层坚硬的、锥形壳包裹的肉体才是它的真正“身躯”，要得到这个“身躯”就得用一种铁制的“簇铲”把它的外壳连同“身躯”一起地从礁石“铲削”下来，然后运回到家里，再把它放入锅里的沸水中煮了许久以后才可取出来。这样，就可用粗铁丝制成的“簇撬”从“簇”的“烟囱口”插进去，然后在它的外壳里旋转一周，这样就可把它的肉体与外壳分离出开来。这样，就可把取出来的“簇肉”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了。“簇肉”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无比，而且价格也不贵，大家都喜欢食用，特别是家中有远客登门时，就一定要去寻找市场上的“簇肉”，以此来炫耀一下这道价廉物美的佳肴。
取出“簇肉”后的“簇壳”自然就成了“废物”，于是就把它抛在沙滩边上的旮旯里，这样就自然地成为烧石灰的原料了。这些成堆地垒起来的“簇壳”，在短期内还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如果有人把它拿去派上用场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些“簇壳”来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就自然不计成本了。烧一次窑的石灰只用半天时间可能可以了，费工费时都不大，所以成本自然就很低，烧制石灰的利润空间相对就自然比较大了，所以，徐林祥家经营的石灰窑，工作虽然是比较辛苦的，但他家过的日子倒也还是不愁吃穿的。照例说，烧石灰既然有利可图，那烧石灰的人就肯定很多了，但事实不是如此，整个瀛海乡以烧石灰为业的人只有两家。除了本乡的需求量不大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搞石灰这个行业工作辛苦不说，还容易患上“职业病”。在把“生石灰”化成为“熟石灰”以后，“石灰”这东西就成为相当细微的粉末，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将这些石灰的微粒吸入肺内，久而久之，就患上了肺部的疾病。在徐林祥十八岁时，他的父亲就是患上“职业病”而死的。他的父亲此时还刚满五十岁。他悲痛欲绝地送走了父亲，又只好继承了上代传下的祖业，继续去搞那烧石灰的行当。几年以后，瀛海乡解放了，他还是从事烧石灰的职业。他虽然知道烧石灰并不是一个好职业，但要去找一个既能赚钱又很舒适的职业是十分不容易的，常言道，内行不可丢，外行不可收啊。烧石灰这活计虽然辛苦、麻烦了一些，但挣钱还是比较平稳的，至于“职业病”嘛，在操作时一定要戴上口罩，平时多加注意就行了。在解放以后的这几年日子，他过的日子也还算是可以的，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子各女儿，负担虽然不轻，过的日子并不比别人差。
自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就面临着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烧石灰的生涯，被“轰轰烈烈”地卷入到“大炼钢铁”等运动去了。不过，他在这些日子里倒还是过得蛮“愉快”的，出门一条龙，回家一阵风，不愁吃，不愁穿，干活时叽叽喳喳，间歇时嘻嘻哈哈，下工了又不用煮饭，只要拿着自己的饭碗、筷子就可以到食堂里吃饭去了，天天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这与此前烧石灰相比较的话，真是有天壤之别啊，现在也可算是过着“神仙”的日子了。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食堂里的干饭就换成稀饭，而且愈来愈稀了，几乎可以当作镜子去照清楚人的面孔了。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饥荒”，终日饥肠辘辘，老母亲为了让孙子能吃得多一点，就故意把自己吃的东西转让给孙子，所以就得了浮肿病，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徐林祥忍痛安葬了慈母后，为了不让全家人饿死，就狠命地上山去挖野菜，勉强才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自从中央的“二十条”贯彻以后，他又操旧业，开起了石灰窑作坊。两年下来，他的手头又有点宽裕了起来。就在这年，他偏偏划入了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起初，他诚恳地向刘阿根提出，他对于农活全是外行，既不会耕田，又不会种田，还不如让他去继续去烧石灰好，他愿意把烧石灰赚来的钱交到生产队里来记工，参加生产队里分配，这岂非是一举两得？刘阿根考虑了一下后，觉得不妥，让他一个人自己去烧石灰，谁能保证他不会私吞了卖石灰得到的钱？这不是等于是放虎归山了吗？要不了两年的时间，他肯定会发财的。社会主义最反对的就是个别人富起来，如果让个别人富起来的话，社会上就要发生了两极分化，我们贫下中农就自然要吃二遍苦了。干部们不是常常在会上说吗，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大地宣传“穷光荣”思想，愈穷愈光荣，要发扬“穷棒子”精神。按照刘阿根的理解，“穷棒子”精神就是要“穷”得像“棒子”一样“光杆”一条，这样才会全心全意地搞社会主义，正如像他自己一样，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才会毫无牵挂地、全心全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才会一心一意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深入地想了一想，徐林祥这个人一贯来赚钱赚得鬼迷心窍了，像他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拥护社会主义的，肯定要搞隐瞒诡计，为了达到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就得要想出办法来掩人耳目，混蒙过关，所以他就来了一个当面嘴巴上说的一套，在暗地里就去搞另外的一套。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瓜啊？不行！绝对不能让徐林祥这样的人占到任何便宜。一定要他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只有大家在队里劳动，彼此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家才会放心。社会主义就是要同甘共苦，只有大家在队里“共苦”中才有社会主义的“同甘”。刘阿根不同意他继续去开石灰窑。于是，他只好关了自己经营了三代人的石灰窑，无奈地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
这样一来，他真的陷入了困境，原来手头积蓄的几元钱就很快地花光了，后来竟连买食盐、买酱油的钱都发生了困难，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人说，兔子被逼迫得急了还会咬人，徐林祥在村子里算是个老实人，平常从不去主动地去伤害别人。他安分守己，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次，他似乎像兔子一样地被逼急了。徐林祥想，他之所以会陷入到目前如此的困境，完全是队长刘阿根所造成的，如果我分在五队里的话，齐夫良允许他队的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我当然也可以去继续开石灰窑了，这对于自己和生产队来说都是有十分好处的。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个由于队长刘阿根的“管束”是造成三队劳动工值不高的根本原因，他是三队“致贫”的“罪魁祸首”，他在三队当队长一天，三队的社员就要贫困一天，我一定要与社员们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推倒这个使我们大家都陷入了困境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大家今后就不想有好日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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