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风》连载之七
十二这里还有一个“拆庙事件”需要补充，那是在陈柏青决定有在“炼铁场”里去抽调劳力到队里去参加收冬种农活之前的一个“小插曲”。
那天，胡友泉等一拨人被茅朝财派去拆关帝庙，接着还要去拆龙王庙。此前，茅朝财已经派人拆了几座不起眼的破庙、小庙，在那些破庙、小庙都被拆光了以后，茅朝财只好把眼睛盯在关帝庙和龙王庙了。关帝庙和龙王庙是瀛海乡里规模最大而且是最负有盛名的两座庙宇，也是在全乡老百姓心中最神圣的两座庙宇。茅朝财在瀛海乡里混了这么多年时间，当然知道这些“乡情”，但他为了要完成上级派下来的“大办钢铁”的任务，只能不顾及这些“乡情”，痛下决心要去拆掉这两座庙宇，否则的话，土高炉的燃料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他就无法向上级交代，他当然就顾不得老百姓们崇拜的“关圣帝”和“龙王爷”的心理了。如果说，社员群众被茅朝财派去拆那些不起眼的破庙和小庙时没有什么大的思想顾虑的话，而现在要派他们去拆关帝庙和龙王庙时，那思想上就顾虑重重了，因为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里，关公老爷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威武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龙王爷呢，则是海边渔民的保护神，他们能把平时最崇拜的神明的“藏身之处”去拆掉？他们能不怕被神明惩罚？瀛海乡是一个渔农业混杂的沿海地区，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农民、哪个是渔民，都是“亦渔亦农”的村民，每个人都离不开大海。在1955年开展合作化时，乡政府把瀛海村划分为“瀛海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和“瀛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划分标准是以“主业”为前提的，把以出海捕获“大鱼”（指大、小黄鱼和带鱼等形成鱼群的鱼类）为主的渔民划入“渔业社”，并把这些渔船和鱼网也划归给“渔业社”；其他的村民除了专业手工业者外统统划归为“农业社”，原来的农田和旱地自然都给农业合作社就不必说了，还规定在近海捕捉“小鱼”（指鲻鱼、黄姑鱼及虾孱、马鲛等）的作业划归给“农业社”，并把捕捉“小鱼”的小船和网具（主要是沉网、牵网、张网等）也划归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渔农业虽然分了家，但渔业社里的人在渔汛结束时还是要到山坡上去种番薯；而农业社里的人自然也要去搞副业，到海上去捕鱼、捕虾的，所以，即使在合作化以后，瀛海乡的村民们还是属于“亦渔亦农”人员。在解放前，每当渔汛降临时，全乡的劳力几乎都投入渔业及渔业有关的行业中去；渔汛结束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则都去搞农业种植活计，藉以增加收入，滋润生活。当每年的渔汛到来之际，瀛海乡就热闹非常，海边的沙滩上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渔船，有本地的，更多的则是外来的，整个海面几乎是沸腾起来了。瀛海人有的出海捕鱼，有的在鱼鲞加工厂里或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加工鱼鲞，一切生计几乎都与“大海”有关，他们能不崇拜龙王爷吗？每当渔汛开始之时，渔民们，或者说是全乡的老百姓都要到龙王庙里去祈求龙王爷保佑他们。他们祈求海上不发生风暴，渔民们能平安地回港，同时也祈求龙王爷能够“慷慨解囊”，打开“渔仓之门”，豪爽地放出各种鱼类来，使渔民们满载而归，这样一来，他们一年的生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这个无法无天的茅朝财竟敢要在“关圣帝”和“龙王爷”的头上动刀，这怎么了得？他们能听茅朝财的话吗？他们能去把威风凛凛的关公老爷和龙王爷推倒并还要拆掉他们的“藏身之处”吗？这可是违犯天理的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呀！当然，社员群众还有一种千百年来就形成相信佛教的敬神传统，冒犯神明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难道不想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了？他们敢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吗？
胡友泉是一个十分相信佛教的人。他的老婆、母亲和祖母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从小就跟随着祖母、母亲到庙里去烧香敬神，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他能不敬畏神明吗？所以当茅朝财派他去拆关帝庙时，他心里就立即感到十分惊恐，他能去干这种与神明对抗的傻事吗？他在惊恐之余，很快地就想出了一个能避免“大难临头”的妙计，他要在刚跨进关帝庙的门槛之时，就要立即装出一副“被神明惩罚”的“样子”来，这样，他的同伴们都看到我已经受到惩罚，就立刻会觉得神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你敢对神明动手，就要立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望而生畏，不敢动手拆庙了……
那天，当胡友泉刚刚跨进关帝庙的门槛时，只见他“啊哟”一声就翻倒在地，同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怪事感到极为惊奇，马上围拢在胡友泉的身旁，并把他拉扶起来。此时，他们只见胡友泉的脸色煞白、全身发抖、大汗淋漓，还时不时以发生痉挛，嘴角边还流出泡沫状的白色涎水来，大家看后都显得十分惊恐，霎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一时竟拿不定主意。这时，忽然有一人似乎感悟到什么，他说，噢，对了，我们到这里来拆庙，这岂不是冒犯关公老爷了吗？如不赶快悔悟，立即停止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我看就要大难临头了。现在，赶快去拿些香来对关老爷许愿，祈求他原谅我们的过失行为，祈求他赦免胡友泉，因为这并不是他自己想胡作非为，而是受茅朝财的派遣而来的，也是出于无奈啊。他这个意见很快地得到了众人的响应，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群妇女匆匆忙忙地对关老爷烧起香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右，胡友泉果然渐渐地恢复了清醒，脸色也有点红润起来，同伴们才放下了这夥悬着的心，而且都为他感到高兴。他们都说，关老爷果然大恩大德，不计较子民们的一时懵懂。于是，他和他的同伴们就立即从关帝庙里迅速地“撤离”。就这样，关帝庙免遭了一次可怕的浩劫，同时也使这一拨人免除了遭受神明惩罚的恐惧心理，大家都为此而感到庆幸。当然，这些人再也不到炼铁场上去了，怕茅朝财再派他们到这里来拆庙，就径直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正好是遇到陈柏青要把队里的青壮年劳力抽回来去参加秋收冬种农活，所以，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加入到秋收冬种的行列中去了。
十三
“拆庙事件”和陈柏青召回青壮年队员“归队参加秋收冬种”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几乎使炼铁场上的土高炉陷入了停顿的困境，茅朝财心急如焚，暴跳如雷，他知道这是陈柏青在暗地里与他作对，想破坏“大办钢铁运动”，这使他对陈柏青恨得咬牙切齿。在他看来，“拆庙事件”和“抽回队里青壮年”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他就觉得相当蹊跷，这两件事决不是孤立的，肯定有人从中谋划、从中呼应的，这个人必定是陈柏青无疑，别人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陈柏青，自从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他一直是抱着与运动对抗的态度。他真的想不明白，像陈柏青这样一个农村干部，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他所拥有的“权名利”样样都是共产党给他的，那他却为什么还不听共产党的话，竟然还要对抗共产党发动的政治运动？照例说，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难道他就不明白对抗政治运动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这样去做的结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下陈柏青的“毛病”后，就不难地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陈柏青出身于中农，中农在土地改革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群体，这些人绝对没有贫农、雇农那样的革命坚定性，一旦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就会对革命发生动摇，甚至于走到革命的对立面上去。所以，陈柏青现在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他联想到不久前召开的“庐山会议”，像开国元勋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都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陈柏青变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足为奇了！他对右倾分子极为痛恨，他真的想把陈柏青“一棍子打死”才解恨！但他此刻却没有拥有这样的权力。他知道，要处理陈柏青，只有现在的“大队”（原来的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一个原来担任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人，现在还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在村里的影响又相当大，要打倒这样的人，不是他这个炼铁场上“总指挥”所能够决定得了的。不过，他决不会就此罢休，他绝不允许像陈柏青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留在党内，继续去搞那些破坏活动，使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也不允许这样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和小小的队长角色来公开挑战他的权威！他现在如果不去立即压倒陈柏青的话，他今后的工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他胸中的积怨如何消除得了？于是，他就决定马上到“大队”去一下，亲自向领导去反映一下陈柏青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
陈柏青召回队里的青壮年劳力（包括拆庙回来的人员）投入到秋收冬种的农活以后，就雷厉风行地运转起来。他对此心急如焚,觉得确有其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是到了晚秋的时刻，再不火速地行动起来就必然要遭受严重的损失。另外，他心中有数，茅朝财绝不会就此罢休，他目前这样红得发紫的人，岂能败在我陈柏青的手下而心甘情愿地认输？他深知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加快秋收冬种的进度，最好能在他采取“报复”行动之前完成了这项工作。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他也就能“心无旁骛”了。他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首先把这些人全部地投入到抢收晚稻中去，因为收割晚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如不及时收割进来，北方的冷空气将毫不留情地把一些特别饱满的稻谷因互相刮擦而掉落到地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可是已经快到手的粮食啊，这是万万大意不得的。掏番薯与割晚稻相比，自然是次要一些，因为它长在土里，风吹不走它，雨冲不掉它，但也不能太拖延，因为它怕冻，如遇冰冻，番薯就要发生变质而发霉，无法当作口粮来吃。别小看这些番薯，它可是今后保命的东西啊。他考虑到要把番薯从山上搬下来是一件相当费力的农活，因为番薯产量高，一亩地能产二千多斤的，全队有几十亩地的番薯，要把几万斤番薯从山上搬运下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为了抢进度，他已胸有成竹地决定了，那些在附近山地上的番薯，掏下来以后就直接划拨给食堂，免得因中间环节的周转而浪费劳力；那些长在较远的山地上的番薯（是队里番薯中的大多数）就在山上就地刨成番丝（即番薯干），晒在山上的光滑的岩石上，待晒干后再把它们收下山来。番丝与番薯相比，重量就减轻了三四倍啊，搬运“番丝”比搬运“番薯”可轻松多了，不但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番薯堆放在仓库里极容易发生霉烂变质，而加工成番丝以后就便于贮藏了，在仓库里可以安心地放上一年也没有问题，所以以前社里把番薯分给社员后，社员们就把它们加工成番丝。现在番薯在山上就加工成番丝，这不是“两番生活一番做”了吗，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为了使这个想法能得到广大队员接受，于是他就开诚布公地征求了队员们的意见。队员们听了陈柏青的想法后，都觉得这个想法好，既省力又省心，大家都拥护这个决定。于是就决定这样去做了。
在陈柏青的心里，他此刻要把番薯在山上直接加工成番丝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想把“番丝”留作今后的“救命草”。为此，他要把从山上收下来的“番丝”不直接交到食堂里去，而是送到队里的养猪场仓库里“暂时放着”，而不是当作饲料去喂猪，以备“后用”。此时的猪场里只剩下四五头猪了，他完全不必担心饲养员会把这些暂时放在他们那里的“番丝”当作饮料去喂猪。当然，作为队里的猪场，只要他对饲养员有所交代，他自然会听陈柏青的话。根据他的分析，就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农村的公共食堂肯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它是迟早要解散的，如果现在不早作思想准备的话，到那时就被动了，他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起就担任社长的人，他就有责任为全社的人负责。也许，一般的社员现在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他是应该想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是全队的领头人嘛。想当初，在办公共食堂的时候，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都响应党的号召，各家各户都兴高采烈地把家里的全部口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上交给食堂了，他们都认为是从此可以永远在食堂里吃饭，再也不必自己弄饭吃了，所以在他们的家里就没有必要再留下口粮。一年多来，情况出乎意料之外，从当初的“放开肚皮吃饱饭”到现在的“按照定量领稀饭”，今后啊，甚至于连“稀饭”都“领”不下去了，你叫村民们怎么过日子啊？如果食堂解散了，他们回家吃什么东西去？家里面不要说是米，就连米糠都拿不出来啊！他作为队里的领头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此刻，他应该就要考虑到这些完全有可能发生、而且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他这样考虑也同时为了他自己的全家人着想，他不能不考虑全家人的性命啊。一旦公共食堂解散时，队员们家里没有一点粮食储备，那他们为了活命，只能四处去找野菜，到山上去挖“乌糯”（一种蕨类植物的根）来充饥度日了。到那时，谁能保证不饿死人？他想到这里，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就是考虑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才“迫”出这个“阴谋”来的，他决意要把这些“番丝”留着，到时可以分给队员们。有了这些杂粮，队员们也许能熬过这个可怕的饥荒。不过，他现在还不能把这个想法“公之于众”，因为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他如果说出“食堂可能不久就要解散”这样的话，一旦被茅朝财听到，他就会如获至宝那样地捞到“稻草”，狠狠地抓住不放，非置于他陈柏青的死地不可！茅朝财抓到了他陈柏青这样的货真价实的“辫子”以后，茅朝财就完全有条件把一系列的“帽子”、“棍子”漫天地、像瓢泼大雨似的泼在他陈柏青的身上，到那时，他真的是可惨了！他现在必须要谨慎从事，绝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可以让茅朝财钻空子机会的细小问题，他必须先在心中“韬略”一下再说……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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