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杭城风云》连载之二
考取入学毕业
经过三年寒窗，终于毕业了，我面临对前途的担忧与困惑。我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最好去考高中，然后进大学，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就我当时的成绩而言，考取高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高中是自费的，虽有助学金补助项目，但像我这样的家庭成份要得到补助是不大可能的。而当时的中专与高等学校一样，可享受全免助学金待遇。根据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只能去考中专了。当时的考试办法，是先考中专，录取以后再考高中，这对于经济条件不佳的学生来说是有利的。就我的志愿而言，当然应当去报考工业类学校，特别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但由于当时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变化，对家庭出身已经很看重了，何况不久前又出了这个“不指名批评”事件，古热居这个当权人物对我的印象很坏，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担忧了。在填写报考志愿的表格时，我只好选择“慈溪师范”，不敢填写“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了，何况钱遐令（他的成绩在全校也是闻名的，但家庭经济不太好）也报考“慈溪师范”。填写的表格自然先交给姚华雄老师，他看了后非要我改为“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不可，我也只好从命，但心里总还是七上八下的，听天由命吧。
当时报考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考场设在宁波效实中学，我们几十个同学是步行去宁波的，因为当时既无公路，又无轮船，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宁波，然后再到效实中学。据统计，报考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人数很多，单是在宁波考场就有700多人，全省一共有七个考场，可见人数只少有二千多人，而录取的名额却只有320人，这肯定是一场艰苦的“争夺战”！离考试还有两天时间，我们就投入紧张的复习之中------在极度紧张的两天考试以后，我如释重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考试发挥得很好，凭自我感觉，这次入学考试的成绩肯定不错。考试完毕，我和同学们一起高高兴兴回家了。这次回家的路线与上次来宁波赶考的路线不同。上次是首先乘渡船到奉化的裘村，再到鄞县的横溪下夜航船到宁波的；而这次是晚饭后在宁波灵桥边下夜航船到莫枝，在此要过霸经东钱湖上岸到韩岭，然后步行到天亮，刚好到达鄞县的咸祥。再乘小渡船渡过象山港到西泽，才总算到象山了。这真是一次艰苦之旅。
录取
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连做梦都想着的录取通知书，经过了十多天的苦苦等待，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被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录取了，这个消息是爵溪小学的郑圣诰老师首先告诉我的。他说，刚到的“浙江日报”上登载着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录取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听后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一口气地跑到丹城母校去，在街上就遇到了同学，他们笑盈盈地告诉我已经录取的好消息，并都向我表示祝贺。我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时，连父亲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全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正式的书面通知，是在三天以后邮电局送来的，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饭。我接到这封由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寄发的信件时，几乎热泪盈眶。强烈的求知欲望、大胆的离家出走、三年的寒窗苦攻，在迷茫与困惑之中却有了如愿以偿的圆满结果，不言而喻，这种欣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赶紧拆开信封，一张铅印的通知书跃然眼前。开首的空格处写着我的名字，中间的内容是录取的有关专业安排、报到日期、学校地址等有关事项，最后盖印着一个学校的大印：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父亲看后也喜形于色，母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两个姐姐的欢欣心情自然也可想而知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正如上面所说，我的“毕业生品德评语表”上的品德栏上填着“乙中”，此外还有“服从领导思想不够”、“贯彻统销政策不坚决”等评语的档案，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是渔业资本家，在当时这种录取率很小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会被录取呢？这个“迷团”是在我到达杭州水力发电学校，遇到一个叫岑运道的校友（丹城人，比我高两届）以后才解开的。他有一个哥哥叫岑遥，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数学教师兼教务主任。岑遥告诉他，你们象山有个叫张为礼的不知你认识没有，他的入学考试成绩，在全体新生中名列前茅。原来，校方是由于我考试成绩特别好才录取的。我听后真是衷心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宽容和关怀，同时也感谢姚华雄老师对我的一片真情，否则，我怎能进入这个在当时全省闻名的校园读书呢？
于是，我就着手准备赴杭州报名入学的有关事宜。
在这个令人鼓舞的暑假里，我相当卖力地参加家里的农业劳动。割稻、晒草、耥田、施肥等样样都干，父亲对我这种劳动热情也表示十分满意。一个多月以后，我约定与我一同录取的樟岙的鲍才麟和南庄的石贤玲同学作伴赴杭州去报名入学。由于我们三人都没有去过杭州，而且都未出过远门，正好邻居的杨季芳（即三土）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读书，到上海去上学与我们同路，所以，我就叫他与我们一起上路。我们是比学校规定日期早两天动身的，因为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到杭州去是要步行到宁波，然后乘姚江的内河航船到余姚，再从余姚乘火车去杭州（这时火车还不能直通宁波）。我们怕在路上发生意外情况，担忧拖延赶路时间，才决定提前两天动身的。在火车到达杭州站后，我们与杨季芳分手。走出城站，已经是黄昏时光，我们按学校指定的路线，乘从城站到拱宸桥的51路公共汽车到米市巷下车，又走了二十分钟的路程，才总算摸到了校门口。二个值班的同学见我们是新生，就把我们引到一间教室里安排睡觉（因为我们提前两天去，他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笫二天早晨起床，当我们看到金碧辉煌的办公大楼和教学大楼时，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概况
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座落在杭州西北郊的文一路南侧，东临打索桥下古河道，隔路北首是杭州化工学校和杭州工业学校，南临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浙江省团校。西首则是一片农田和荒丘，在荒丘上有众多的坟墓，也有零星的竹林。在文二街、文三街两旁，也都是学校，当时这一片区域叫文教区。我校东面不远处有一条叫宁杭国道的公路，是杭州通往南京的要道。几十年后，演变成现在的莫干山路。这时候的国道公路当然是沙石路面，两旁都是农田，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
学校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校园面积360亩。正中为一幢四层的办公大楼，两旁分立两幢三层的教学大楼，成品字形排列。这三幢的大楼的屋顶用硫璃瓦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屋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各层的走廊经常打蜡，几乎能照出人面，走路时若不小心，就容易滑倒。这种规格，在当时还是属于少见的。学校东侧是实习工厂，车、钳、刨、铣、翻砂等车间一应齐全。学校北面是呈“工字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可容纳一千余人住宿。西面是名曰“五爱堂”的大会堂（兼食堂），再往西就是大操场，在操场的旁边还有体育室和花卉房。我们学校的前身是由浙江省高等工业干部学校演变而来。三年前，它一分为三，分别组成杭州工业学校、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杭州化工学校。其中杭州工业学校为省属，杭州化工学校为重工业部所属，我校则为燃料工业部所属。杭工、化工是三年制，我校则四年制。我校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为大专改制作准备。1960年又更名为杭州工学院，正式转为大专性质的高等学校。1962年撒消并入浙江大学，该校区叫“浙大二分部”。与此同时，杭州工业学校也转制为浙江工业大学，而杭州化工学校则迁往浙江省的化工基地---衢州。这就是我校的一段演变历史，或者说是她的来龙去脉。
我们一年级分二个专业、八个班，其中“建筑机械和设备”六个班，“工业企业电器设备”两个班。我分在“机116班”（其中第一个“1”字代表年级），在1958年改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时改称“机中553班”。此后就不再招收中专生，而改为大专性质的学校了。
进校后首先要经过体检，接着是政审，只有通过这两道关，才可办理正式入学手续。在体检时，我们班就有一个姓夏的同学因患有肺病而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我同来的石贤玲同学竟也因同样毛病列入淘汰之列。当我送他离校回家时，我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接着是政审，我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关，此刻，我才算是一名正式的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学生。
政治运动
在体检和政审以后，紧接着就是全封闭的政治学习。学校布置了关于立即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的有关事项：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星期，这期间停止上课和其它的一切活动；二.学习期间,一律不准出外、不准会客；三.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校的政治运动。
我们班里按学校规定分成了三个小组，并选出了小组长（实际上是“领导小组”指定的），由小组长宣读学校分发下来的文件，主要是“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示的三个按语(看了在二十一年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笫五卷后才得知，原来当时这三个按语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并已收入在笫五卷中)和胡风给中央负责文艺的领导周杨同志的一份“意见书”，以及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胡风与绿原、阿垅、荒煤等人之间的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扎录。胡风给周杨的这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对文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及他个人的观点。在他们来往的信中，内容确实有点阴晦难懂，而且有诸多的“代号”或“暗语”，使人感到他们似乎是（其实是莫须有）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准备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学校领导小组的联络员和小组长的“指引”下，我们逐渐“明确”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的嚣张气焰和反动面目。我当时也与同学们一样，义不容辞地、愤怒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一个星期就在这样紧张而激昂的气氛中过去时了，笫二个星期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全面地、深刻地对照检查自己，把过去一直隐瞒着的、对党不利的思想或事情要统统向组织交代，否则就要后果自负！这个星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向组织交代吧，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不向组织交代吧，说明你对这次运动的认识模糊，对党的态度不忠诚。真搞得人人坐立不安，夜不能眠。我们这些同学当时一般还只有十七、八岁，心里都十分纯洁，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任凭你挖空心思地、搜肠刮肚地深刻检查，也交代不出什么“材料”来。最后大家“坦白交代”的东西，也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似是而非的生活小事，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根本对不上号。好在领导似乎也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所以也并不十分追究。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教师和高年级身上。
我校进行的全封闭学习，按规定，我们自然不能出外，这使隔路对面的杭州化工学校、杭州工业学校的学生都感到很新奇，特别是与我们同来入学的同届同学康正生、张彩仙、周令晖等人，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晚饭后经常在篱笆外面等着，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当然看到他们，但由于纪律，也只能与他们谈上几句就走开了。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类似软禁的两个星期，我们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虽然没有抓出一个胡风分子，但也查处了有历史问题的几个教师，不少人在这次运动以后噤若寒蝉。我在这次运动中笫一次领略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在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憾，觉得政治运动实在太可怕了。我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对不能产生对党和政府有丝毫的怀疑与不满，以免出了政治问题以后就后悔莫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在这里，我倒要提前说几句“后话”：历史常常要跟人们开玩笑，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周杨，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当了一阵子“反右英雄”，可没有风光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他却被造反派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把他送进秦城监狱，与胡风关在同一座牢监，结果与胡风“殊途同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周杨关了十多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才出狱；而胡风却关了二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最终也被定为历史冤案，公开平反。这对冤家对头的人物，在出狱后，双双都吃了政治运动的滋味和牢狱之苦以后都似乎省悟，不过两人领略的“味道”各异。据说，周杨出于对历史的反省，主动向当年受他整挨之苦的同志们致歉。我想，周杨如果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尝到被人挨整的苦楚，他会反省吗？据说，当时探望胡风的人谈到鲁迅时，有人说：“鲁迅如果今尚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位饱尝人间辛酸的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在他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后代再也不要去攻读文学了，以免重蹈我的覆辙------”
运动结束以后，学校马上举行开学仪式，王士英校长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我们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对全校师生参加这次运动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对这两个星期的紧张生活深表关切，他说，从现在起，大家都应当放松一下了。王校长在讲话时自始至终保持热情、开朗，令人和蔼可亲，大会的气氛相当轻松活泼，这与此前的两个星期的“寒冰期”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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