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到底能养得起多少官（转）
中国老百姓到底能养多少官员，这个问题大概没有人计算过，不过，在今年两会期间，的确有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并且值得讨论和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刘锡荣认为，现在中国的官太多，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尽的空间，他举例说明，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一直存在着，老百姓的一句俏皮话最能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扔个砖头能砸着八个副科长”，机构臃肿，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给纳税人造成负担，历来都是中国行政机构的弊端，受到社会所诟病，但是这样的问题却总是得不到解决。原因何在？这当然是行政组织机构模糊不清造成的。到底一个政府机构需要多少人？哪些人分管什么，哪些事务是否需要兼管，有无必要单设专人专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只要当地领导一句话，说成立一个什么机构就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说让谁来管就让谁来管。这些被提拔到新任岗位的官员，要么是领导的亲朋好友，要么是花钱卖官者，有时，为了照顾到自己家族中人，当地政府领导会设置不少副职，让自家的姐夫、妹夫，外甥、表弟来担任，就这样，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便成了某些家族的势力范围，外人难以挤进，给集团化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这样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中央的重视。
刘锡荣谈到财政预算时这样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专家，刘锡荣代表的确是中国的明眼人，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的政府机构一年到底能花多少钱？谁做过准确的预算呢？一笔钱拨下去，能否用到该用的地方，上级似乎并不在乎，只是到年底听听下面的回报就行了，其实，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下面的人随便列一个清单就能解决问题，上面只是完成了他给钱的任务，却不管下面怎么花钱。其实，这些钱在正常开支是富富有余的，一时还没有那么多项目需要花钱，可是到了年底，上面给的钱没有花完，这怎么办呢？下面的人不是傻子，他们当然会把这些钱巧立名目，列出清单，搞的堂而皇之，天衣无缝，然后把这些钱装进个人腰包。所以，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点到了中国社会的死穴，政府财政收入纳入计划，以及将审计署划归人大只管是个不错的建议。
刘锡荣在谈到厘清政府职能时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刘锡荣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政企不能分开或者是藕断丝连，是造成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一些国企业的领导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政府中兼任副职，，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投资者进行吃拿卡要，或许提出暗中参股的要挟。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为了个人利益互相勾结，在设定员工工资时以最低标准看齐，企业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剥削员工血汗来收买地方政府官员，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于是便造成了官商勾结的分配不公。
很显然，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在没有独立司法的社会体制里，政府官员左右着司法机构，监督机制只是父亲管孩子的模式，哪位父亲忍心将自己犯了错误的儿子杀死呢？所以，笔者认为，要解决刘锡荣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中国应该在政治体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让司法从政体中独立出来，让监督机构成为政府官员的克星，让独立的司法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官员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利剑所伤，给他们造成做官的风险，看还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考试蜂拥而至？如果真的达到这个程度，便只有那些真正有为人民服务抱负的有志青年才会进入官场，这样的官员自然也会清正廉洁，官员数量自然就会相对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就随之减轻了，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就逐渐淡化了。
简兵简政在延安时期已经“重视”了，可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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