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昺和奇书《四明谈助》(组图)
清代《四明谈助》刻本
主讲人：周东旭
1984年9月生于浙江象山，从事古典文学、宁波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戏剧创作。现为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学术著作《苍水诗注》出版。
目前月湖边的水则碑。
在宁波，清人徐兆昺和他编纂的《四明谈助》在文化圈内外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2000年宁波出版社出版了由桂心仪、周冠明先生等人点校的《四明谈助》，2003年重印第二版，据统计，这是近年来被引用率最高的地方文献。但有关徐兆昺的生平，史迹记载很少，倒是在别人与他交往的文献与《四明谈助》这本奇书中，可以让我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认识一下这位“喜游四明山水”的徐兆昺。
举人堂兄对徐兆昺影响巨大
在宁波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位老先生，他叫徐兆昺，字绮城。用现在的话讲，他就是一个标准的“驴友”，用他自己的话讲“喜游四明山水”。他的生平很简单，他以“明经”终身，明经是明清时代对贡生的一种尊称，贡生是考选府、州、县生员（秀才）送到国子监（太学）肄业的人。他的家世也很普通，家族中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
清康熙初年，徐兆昺的曾祖徐君甫从鄞县南乡李家桥迁到城里的咸塘汇（今天一广场的位置）定居，虽然几代人都重视读书，但没有一个人能穿上长衫的，徐兆昺的父亲徐殷重从小丧父，没有上过学，到了乾隆年间，徐兆昺的堂兄徐兆昇考中了举人，选授会稽训导，训导是明、清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
徐兆昇性情耿直方正，不随俗流，亲戚朋友每次请他吃饭，他都不会去，因为吃了饭没什么可以回请。他“一芥不与”，像芥子这样小的东西也不给别人，看上去似乎很小气吝啬，但也“一芥不取”，自然不拿别人一针一线。看待事情很淡然，人也非常淡定，他的许多学生都很有出息。他对《诗经》非常感兴趣，花了一生精力，仔细考订，著有《毛诗翼序》三十卷。临终的时候，叮嘱家人，治丧不要用“浮屠”，不用乐，就是不要像乡俗一样，请和尚吹吹打打。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悔过在心，经忏可能为力？治丧用乐，衰麻只是虚文。”
徐兆昺从小跟着这位堂兄学习，这位堂兄对他的影响十分大。徐兆昺的书斋名叫“咸塘汇斋”，读书之余做一个私塾先生，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家里还有一个老仆人，叫“阿陆”，当时徐兆昺对咸塘汇的“汇”字，十分怀疑，因为市舶务后面有碶，只有一横一直的水道，谈不上汇，但老仆阿陆告诉他，他小时候看见人家造屋挖水池，从地下挖出一块像圆桌一样大的木板，有五六寸厚，中间还有一个方形的孔眼，这块东西肯定是船舶中的东西，想想如果船能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水道肯定很大，只是时过境迁，有些东西看不到了，而留下来的地名和原来的样子也对不上号了。这里虽然在讨论沧海桑田的事，但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家有一个仆人叫阿陆。
文友见证徐兆昺游历和著书
徐兆昺最好的朋友是黄定文，黄定文是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的再传弟子，全祖望有名的弟子中有蒋学镛、董秉纯、卢镐、范鹏、张望槎等，黄定文曾向董秉纯、卢镐、蒋学镛三位学习，“于是尽得谢山全太史之传，慨然有志于经世”。而且他是卢镐的女婿，在外为官多年，告老还乡后，他的儿子为他造了一座园林，叫做“息圃”，圃中种了许许多多的竹子，还有山梅数十株，又种了许多松树、梧桐、桃树、柳树，又有许多亭台楼阁，有“今是楼”、“归泊舫”、“松影坪”、“竹坡”、“众绿亭”、“梅径”、“鱼乐崖”、“仍旧馆”等。
这个园子落成了，主人黄定文邀请当时许多文人，组织了“二簋之会”，同会的有王小竹、戎艾庵、卢蓬庐、洪佩弦、何小愚、孙对涧，当然还有徐兆昺，加上黄定文，总共八人。卢蓬庐模仿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给每个人写了一首诗，给徐兆昺的诗这样写道：“城北美髯推徐公，新词笑煞杨柳风。说经早已联家学，游履时应出剡中。”从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徐兆昺是个美髯公，“说经早已联家学”，就是我们上文说的他堂兄对诗经特别有研究，最后一句则是表明徐兆昺最大的爱好是游山玩水，化用李白的诗：“自爱名山入剡中。”
有一次黄定文请客喝酒，以诗代信，给徐兆昺的请柬诗这样写：“前辈有霜皋，诗成淡自豪。只今传古调，尚欲压吾曹。不厌寻山屐，时追泛月舠。他年谱耆旧，风味本清高。”黄定文的另一篇《徐绮城七十携子游山序》，说徐兆昺曾邀请黄定文一起出行，但黄定文走不了多少路，就满头大汗想回去了，徐说了句“俗物足败人意”的玩笑话，后来徐兆昺只得让自己的儿子陪他去四明山里走走，因为一些老友都走不动了。
黄定文比徐兆昺大三岁，当时七十三岁了。黄定文在《四明谈助》后面还有一个跋：“绮城老友性好古，尤属意闪人旧迹。凡耳之所闻，正之于目。数百里山川城郭，以及古今事物、诗歌，随见随记，晚岁掇拾考证，成《四明谈助》一书。”可见这位老友见证了徐兆昺游山玩水、随见随记的著书过程。
《四明谈助》中提到的“水则”：
乾隆十五年间，淘河至平桥下，掘出如臂大小瓶无数。不解其故。近年，观察陈公浚河。以平桥为水道要口，加倍开阔……水则“平”字于瓦砾中，仍立原处。
《四明谈助》的成书与体例特点
《鄞县志》称：“（徐兆昺）官诸暨训导。生平致力乡邦地理，尝仿高似孙《剡录》著《四明谈助》四十六卷，以地志随纪人物，经纬分明，辞义赅博，于郡县沿革、山溪险夷、旧迹原委、门阀盛衰皆可考见。”这本书开始写于嘉庆十八年前后，成稿于道光三年，十年辛苦不寻常，但成书之后无钱印刷，却在同好中互为传抄。道光五年，徐兆昺被委以诸暨学训，终于用取得的俸禄刊印此书，于道光八年成书。这是这本书的简单经历。
徐兆昺为何要编这本书？其实理由很简单，他生长在四明，喜欢游山玩水和考证有关掌故，但每到一个地方都缺乏反映当地历史人文景观的书籍，于是萌发了汇编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有一天，当他看到高似孙的“以地纪人物，纯仿郦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井”的《剡录》时，就感到“得我心矣”，参照这类形式写成了《四明谈助》。
那《四明谈助》成功在哪里呢？首先，他的体例是学《水经注》的；《剡录》是嵊县最早的一本地方志，是鄞县人高似孙的作品，他在山川志里采用郦道元《水经注》的做法，把历史事件、人物落在地点上，给人一种立体感。比如《四明谈助》里写四明山，徐兆昺把各朝代描写四明山的文字进行综述，再把王应麟的《四明七观》、黄宗羲的《丹山图咏序》，还有唐人陆龟蒙、皮日休写的《四明山九题诗》，戴表元、李暾、沈一贯、沈明臣等人写的诗文都加以抄录，再写四明山上的古迹，如谢遗尘隐居处，然后写一些道家奇异故事，最后记录一些土特产。
再如写一个村落，徐兆昺会写氏族的来历、家族中的名人的故居、事迹，然后抄录一些歌咏的诗文，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村，就知道出过什么人，有什么古迹，一网搜尽，非常方便。
其实，除了《剡录》外，还有《扬州画舫录》、《帝京景物纪略》、《武林坊巷志》的体例都有点模仿《水经注》，像《扬州画舫录》、《帝京景物纪略》的文字是原创的，而《武林坊巷志》、《四明谈助》里的文字是摘录的，有“行文出处”，当然也有部分是自己的考证和叙述。这样就具备文献和考证双重优点。
第二，书比较重“趣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宁波是文献之邦，但浩如烟海的文献一般很少有人会去翻，就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流传一样，一般人知道的三国人物形象多半从《三国演义》中得来，因为演义故事通俗易懂、更具趣味性、更容易让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八卦一下。就像月湖的古湖心寺里发生过一个“牡丹灯”的故事，正儿八经的方志很少会提到，但《四明谈助》在写湖心寺的时候，就把这个“乔生遇妖”的故事从《剪灯新话》里抄出来。徐兆昺自己在序里这样写道：“其山川而有向背也，必纪之，以为谈地理者之一助，其人物而有报应也，必纪之，以为谈天道者之一助，其地理天道皆可疑而语涉于趣也，亦纪之，以为谈神仙鬼怪者之一助。”谈助，即是助谈，在聊天中感受文化。要求轻松，不要沉重，让文化贴近生活。
第三，是选摘古迹的眼光。可以说，徐兆昺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遗产发现者，他在书中所选录的古迹，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得到了保护，而且让后来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查找这些古迹的有关资料时非常方便，许多专业地方文化工作者和业余地方文化爱好者，看到《四明谈助》，大都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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