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林彪集团准备了八种办法谋害毛泽东
本文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的秘密据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州白云山的秘密据点在秘密据点缴获的部分收发报机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①据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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