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授”何旭
1943年8月，何旭出生于象山县黄避岙大林村一个农民家庭。1959年7月，16岁的何旭被选调到岑晁公社文化站。此前岑晁没有文化站，何旭来了才挂起牌子，整个文化站也只他一人。农民之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情感纽带。身处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何旭愿以自己的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白天，岑晁的农田、水利工地上活跃着何旭瘦小的身影，他背着黑板报，怀揣竹快板，宣传政策，鼓动干劲，搜集新人新事；晚上，他在昏黄的小油灯下伏案创作，将白天采集到的素材变为快板、三句半、顺口溜、小品、越剧小唱。1965年冬，何旭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出席了浙江省首届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省领导的亲切接见。长年累月生活在基层农村，深厚的生活积累为何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40多年过去了，在基层群众文化岗位上，何旭从未停下手中的笔。他写过上千篇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小戏、曲艺、民间故事。他的曲艺集《老鼠拜寿》被列为宁波市民间文艺家丛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戏剧小品《有客来访》获浙江省小品调演一等奖。越剧小戏《告状》获省、市小戏会演一等奖并录制为全省第一个立体声广播越剧向全国播放。他的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也屡屡获奖。
然而更令我感佩的是他朴实无华的肺腑之言：“不管是干哪一行，做哪件事，我都像是扎进皮肤里的一枚针，直到扎出血来才肯罢休。”
1992年对于年近“知天命”的何旭可谓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调到象山县文化馆并转了干；这一年，他获得助理馆员任职资格；也就是在这一年，何旭开始将自己的触角伸进了群众文化理论——于他来说一个全新的领域。
是时，象山的群文理论研究尚是“弱项”，而县文化馆分管调研和创作的干部已外调，作为接管这一摊的何旭，理所当然得一肩挑两担。
从未搞过理论研究的何旭自有其“笨办法”——他像以往在基层搞创作一样，开始了新的“采风”——深入山区、海岛调查研究。半年以后，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论文——《渔村文化特征论》形诸文字。这篇文章当年就入选全国村落文化研讨会，并获一等奖。
此后，《沿海集镇文化建设》、《转型期农村家庭负文化探析》、《渔村文化探微》等60多篇论文如泉涌般相继问世。连续7年，何旭均有论文入选全国研讨，并有30多篇论文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文集发表入选。其论文《沿海集镇文化建设构想》获全国“社会文化大家谈”和平杯征文二等奖，《农村老年文化探微》、《立足群文，坚持三性》等4篇论文获省群文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一等奖，《试论开发区社区文化开发》还荣获全国群众文化科研成果政府最高奖——“群星奖”铜奖。其理论专著《群众文化论》被列入北京“卓越文丛”，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何旭时刻关注着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的嬗变，敏锐地捕捉着代表先进文化发展趋势的点滴信息，勤于思考，不辍笔耕。有人曾这样评价何旭的论文：“贴近群众文化实际，又紧跟时代脚步；始终将群众文化和新时代联系在一起，探讨群众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他的文艺理论是开放在群众土壤里的一支奇葩。”
在何旭的推动下，象山群文系统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准的理论骨干队伍，并在各级理论研讨会或报刊频频亮相。象山群文理论研究已成为象山文化的一个品牌，曾两度评为宁波市群文“十佳”，在全省乃至全国均有一定的知名度。
何旭是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宁波市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去年，何旭通过了正高任职资格评审，成为宁波市群文系统惟一一位研究馆员。 图为何旭教授为丹西街道社区工作者作专题讲座。
[ 本帖最后由 xuqingsong 于 2007-6-30 14:25 编辑 ] :s2 宁波市群众文化系统惟一一位研究馆员：贴近群文实际,紧跟时代脚步;勤于思考,不辍笔耕。 象山：“吃发财羹啦！”
讲述者：何旭
从前，腊月廿三过后，象山渔区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了，其中的食俗五花八门，说来话长。
譬如各家各户都要切糖、做团子，要炒倭豆、番薯糕干、捣年糕，还要杀猪、宰羊、杀鸡、鹅、鸭等，这些都统称为准备“年货”，是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满载而归，日子一年更比一年高。
除夕吃年夜饭，也叫“食隔岁”，鸡、肉、鱼、蛋、各类点心样样都要端上桌。一年忙到头，所有的幸福全在“三十夜”的餐桌上分享。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之首，早餐，家家吃红豆汤果，也有浆板汤果，有的还举家食素。这些习俗应该同其他地方大同小异，而我特别要说的是象山特有的发财羹。
象山的元宵节从正月十三一直要闹到十八为止，正月十三晚上上灯，十八倒灯。其中最红火的是十四夜，我们渔家都有吃发财糊辣羹的习惯，有用黄豆、虾皮、咸肉切细拌番薯粉煮的咸糊辣，也有用糯米浆板、桂花做的甜糊辣。到了那天晚上，孩子们自带碗筷、串街走巷，挨家挨户去吃糊辣羹，只要说一声“吃发财羹啦！”主人不分熟人或陌生人，都会每人给一瓢。老底子的说法是，串门越多，吃的越多，小孩子就越聪明；讨糊辣的人越多，主人家就越会发财。
我想，这发财羹体现的应该是我们象山渔家人独有的好客豁达的风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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