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根 发表于 2007-6-9 17:11

中国教育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必须跨过这道坎”———这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之时上海卷作文题目,这使它更像一个隐喻与暗示,反过来指向了高考或者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本身。如果我们愿意,也还会发现各地作文试题中,仿佛都有着相同的微言大义。比如江西卷的“要说爱你不容易”,浙江卷的“行走在消逝中”,天津卷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
  这不是俏皮之论,实在是一种沉重的附会。必须承认,30年来功名,绝非尘土。若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自可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然而也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一个民族从30年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性原点出发的,对科教与知识的渴望,自由与精神的释放,公平与价值的追求,却在走向日益单一、逼仄乃至偏执的“独木桥”,面临着更深层的价值追问。也许,这也不是追问,更是一种必需的时代要求。
  我们的关注,不仅是在今日之部分大学背离于民生立场的高收费,涣散于自由与独立精神的现状,乃至就业压力等效用之下,高考已俨然淡薄了关于价值的想象;不仅在于高考作为国考的统一地位,及其衍生的“一考定终生”的僵化作用,对于人才及价值观念的销蚀与伤害。我们的关注,更应回到30年来高考本身所承载的价值期待上去。这就是,它应是一种开放与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然而也正在这一点上,它正在遭受质疑与非议。
  一方面,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潜在的素质都得到全面的发掘与培养,那么,考试无疑应当成为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检测工具,然而当考试本身成为直接的目的时,教育的功能就遭受了异化。这正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范谊所说的:“高考以及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扼杀了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
  另一方面,作为高考选拔核心制度的招生政策仍存在诸多问题,正如学者杨东平先生所指出的,首先是招生配额制产生的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三是特殊政策的黑洞,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只有少数权势人物才能操纵。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有的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毫无疑问,当诸如此类现象成为高考招生潜规则之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多少底气呢?
  科举制度废除至今已百年矣,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中国30年高考被誉为向理性与科学的回归之时,它也恰恰被舆论指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科举式高考。这就是全国统考所意味的权力对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知识的传播、对考生的心灵的全面控制。就像曾经的科举制度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一样,在今天,高考、大学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制度,仍然高居于塑造中国民族性格的各种力量的顶端,以一种高分低能的方式,让国民继续成为“惯于接受和模仿”的一群人,且毫不知觉。
  当高考所具有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功能正在遭到削减与非议之时,我们已经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评估高考制度延续至今的合理性了。无论如何,当很多人以慵懒的语气说,高考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拔机制之时,那么实现更公平制度的渴望又何在呢?
  高考及其背后的教育体制,在成为数代中国人必须跨越的青春门槛时,也在今天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道必须跨越的体制门槛。3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否有勇气改革高考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已成为国家与民族必须回答的重大考题。[稿源: 搜狐杨耕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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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ianzhen 发表于 2007-6-10 13:02

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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