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ge 发表于 2010-8-27 15:39

读书第25期:从亲密走到疏远

本帖最后由 tange 于 2010-10-31 13:26 编辑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密走到疏远


    最初的一些年,他们的往来继续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时过境迁,随着各自事业的投入,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势在必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居然基本上中断往来,的确让人颇感意外而为之遗憾。
   
   当远在北京的汪曾祺,为好友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一样,也建议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他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结束时,以下面一句话,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回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如他们的期待一样离开香港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以后的岁月里,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
   数十年间,投身新建设、大鸣大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如此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在中国,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些作家艺术家,在那个时代注定与政治密切相关,其命运浮沉,焉能摆脱必然与偶然的交叉影响?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以及投入与专注,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能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塞外农业研究所之后,又能在六十年代重回戏剧界。虽有“右派分子”的“前科”,却仍能被启用,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文革”期间,他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出现的殊荣……
   黄永玉一九五三年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投身新时代,希望借各种方式来拓展艺术空间。他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在一九五七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反右运动”的冲击,却没有逃过“文革”的磨难。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初期的批斗与挨打,到一九七四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最初的一些年,他们的往来继续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时过境迁,随着各自事业的投入,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势在必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居然基本上中断往来,的确让人颇感意外而为之遗憾。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与他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几年,听说我在搜集黄永玉书信,黄裳陆续找出一批交我整理。这些信,成为记录他们的友谊与文化烟云的珍贵史料。在这些书信里,黄永玉时常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介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这样一来,文章不写了,很对不起,请为此事少生点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即为汪曾祺儿童小说《羊舍一夕》作插图和设计封面,出版时书名改为《羊舍的夜晚》。李辉注)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后期七月十八日)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局势的变化,黄、汪交往虽然继续着,但早在“文革”之前,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这是黄永玉时隔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在豪夫门,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豪夫门则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我很后悔,为何没有带相机,为他们的久别重逢、隔膜化解,留下瞬间的影像纪录?
   不到一年,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八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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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e 发表于 2010-8-27 15:41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10-8-27 20:24 编辑

tange 发表于 2010-8-27 15:55

对黄永玉很不了解

勿忘天堂 发表于 2010-8-27 16:38

呵呵·····我好像在象山报上看到过:victory:

tange 发表于 2010-8-27 16:42

这里贴的都是《今日象山》读书版块的内容,是余志刚老师编辑的。阿宇也看《今日象山》?

懿然 发表于 2010-8-27 19:11

辛苦了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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