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二期
中国的精英要站直孔庆东
2010年新年伊始，书市上出现了两本令人眸子一亮的好书，一本是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另一本就是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这两本书都是针对当下中国的许多困惑而写的，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就能够明白2008年、2009年的中国，并且能够知道2010年、2020年的中国。
《中国站起来》这个书名我很喜欢，这个书名特别有形象感，不是理论化的书名，比如“中国人的精神主体建构”之类，那会很拗口。我就喜欢很有直觉的这种名字，站起来，充满动感。我一下就想到毛泽东60年前说的那句话了，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封底推荐语中就写道：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宣言。
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什么姿态呢？我们现在把地球不是想象成一个村吗，按理说一个村里的老乡们应该是自由地保持各种姿势，这才是一个理想社会。你爱站着站着，爱躺着躺着，爱坐着坐着。可有些人不这么想，有些人在别人坐着或者是躺着的时候他来抢你，他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
中国因为古代过得比较好，家里早早就进入腐败阶段，沙发、椅子一大堆，所以中国人很久就不站着了。
开始是坐着，后来嫌坐着还不够舒服，就倒着。我们东北谚语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最舒服的就是倒着吃饺子。中国的晚近社会是全社会都倒着，倒着还不行，倒着吃饺子还不行，还倒着抽大烟。林则徐为什么恨鸦片？挺大一个男人，不管20岁30岁，躺在床上吸鸦片，他就从这个姿势中看出，这个民族要出大事。
因为倒着的时间太长了，被人家拎起来打，打趴下又拎起来，反复打。中国人确实该批评，但是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贬得特别低？这么一个民族，居然没有被打亡，有一帮人领着大伙儿站起来，不屈不挠地站起来，死了好多人，流了很多血，奋斗了100多年———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我们必须清楚，不是说咱们骨子里就没有出息，不是那样的，是被打的，被强迫的。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版了一些文化丛书，那些书都不是“中国系”，而是“走向系”———“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都是没有主语的。一个含含糊糊、模模糊糊、非常可疑的主体，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那个世界和未来究竟是哪儿呢？那个世界和未来显然不是索马里，不是坦桑尼亚。这话很奇怪，难道我们就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难道我们是在世界之外吗？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与思考，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现在我们终于说出了一个主语：“中国”。
为什么有些人没读过《中国站起来》就破口大骂？因为他们一看“中国”两个字就生气，他们不习惯“中国”这俩字成为主语，一下子被吓着了。其实当年闻一多已经说了，有一个词说出来那就是惊心动魄、天塌地陷，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鲁迅、闻一多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承受了更多的痛苦。我们今天稍微能够直着腰杆说话了，因为前人给我们打下了好多基础。
我们今天有些人也不是完全趴着跪着的，而是半站不站的，似乎站着，但是站得不直。用我们东北话说，是“佝偻”着。我希望中国人能够站直了说话。
这些人为什么一边想站着，一边又不敢站得太直，不敢站得像姚明那样顶天立地呢？他们说像姚明那样站直了，就是民族主义。其实世界上最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是美国人，没有一个美国人不带着民族主义的，连我的某些加入了美国国籍的老同学都自豪地宣称热爱美国，这本来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对，但是他却不允许别人有民族主义。用《茶馆》里王掌柜的话说，他们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凭什么单不许我吃窝窝头啊？《中国站起来》好就好在有针对性，摩罗针对中国精英的软骨病，大喊一声“中国站起来”，这好像一个军官对一个精神涣散的士兵拍了一巴掌，让他首先站直了再操练，这一巴掌不会白拍的。 另类观点
郑板桥是个同性恋？
应嘉轩
郑板桥、李渔、袁枚、龚自珍等明清时代的文坛偶像，几乎被世人捧上了神坛，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大都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文人那些事儿》为读者揭秘了这些著名文人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大胆地指出“郑板桥其实是个同性恋”。
书说：清贫皆因养男宠
在清代，郑板桥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工资并不低。但“难得糊涂”的他一直以清苦形象出现，四处卖画为生，这是为什么呢？
在《明清文人那些事儿》中，作者指出郑板桥如此清贫皆因他是个同性恋，“他在外面养了多个男宠，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郑板桥一生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几乎全花在此事上……”
该书作者还表示这些八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参考了无数典籍。
网络：板桥坦承好这口
有人曾以“郑板桥同性恋”作为关键词在网上一搜，就发现有13402篇相关网页，有网友称：“郑板桥曾和身边的几个僮仆还有其他人士都相好过，到老了还有这嗜好。”部分网友还纷纷拿出证据来指证：“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就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这一段话中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他看透了：他已老了，还愿和他搞同性恋的人不过是为了骗他的钱罢了。
专家说法：“同性恋”一说有证据
对本书大胆的揭秘，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的张蔚星老师表示，有关“郑板桥是同性恋”一说并不是谣传：“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而这句话正表明了郑板桥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我从专业的书法角度来看，也可以肯定《板桥自叙》手稿的真实性。”张老师说，其实在乾隆时代，“同性恋”并不是一种个别情况，而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古代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非常保守。” 网络书评
知识分子的面容
北青
当左拉站在法庭上为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与整个军队和国家相比实在渺小到微不足道的人说话，维护他的权利、名誉与尊严时，今日中国的多少知识分子应为之汗颜———他们总以夸夸其谈和辱骂这一技巧来维系其身份。
《旷代的忧伤》的作者林贤治直面像左拉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饱含着热情，开始用一种诗性的语言去描述———拒绝了从知识史去勾勒思想的面貌，而是用浓重笔墨书写独特的个体怎样与它的时代发生碰撞，并在碰撞中彰显了他们独立的精神和深重的承担。
思想更多时候是在个体深切于他自己的人生和身边的生活时才能展现其他真正的魅力，在社会生活中确定姿态和不断采取行动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使命———而不是沉醉于思想的高雅。比如《向晚的玫瑰云》中的薇依，25岁那年，她放弃了工作所能给予她的一切舒适，孤身来到一家公司，在雇佣合同上签字当一名非技术工人。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中，她最看重的个人尊严受到损伤，她感到了从来未曾感受过的奴役和屈辱，于是她开始关注工人的精神问题。工人不是一个天然的集体或阶级，而是作为个人集成的存在。因此，精神在这里就不是一个集体意识问题，而永远带有一种肉体感，一种灵魂的震撼与颤栗。
自由是一种来自肉身的感受，有谁为工人这种自由呐喊过？思想不再是书斋中的优雅行文，而是自身肉体的生成，也许这对当下中国知识界热衷于不断探求政治哲学是一种最简单的反驳。思想如何承担起生活的意义，也许是我们应该好好追问的。
林贤治深刻体验着东西方思想者奇特的人生和他们苦苦追求的理想，每个个体在他的笔下浮现了曾经生动的面容———有了面容的灵魂和思想才显得生动和真实。 :s2已细阅
谢谢分享:s5 我细读二遍，很深沉，随之心情也很沉重...... 拜读:s2 偶尔让自己看点沉重的东西，也是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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