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72周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北京)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也称七七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大力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加速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6年，日本大幅度地扩充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71人增至5774人，分别配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6月3日，日本在新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中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日本还频繁地派出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现地侦察。9月18日，日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包围了中国军队的兵营，逼迫中国驻军撤出丰台。
次日，日军侵占丰台。从10月起，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丰台、卢沟桥一带及北宁铁路沿线进行挑衅性实战演习。卢沟桥在北平西南10余公里，横跨永定河，是北平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均为日军所控制。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当晚，日军在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施演习。10时许，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响起枪声，便严密注意日军的动态。夜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
二十九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中方委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与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军辅佐官寺平忠辅和秘书斋藤进行谈判。晨5时许，双方尚在交涉中，日军即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一○旅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第三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二十九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二十九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
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冀察当局却根据国民党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方针，放弃了歼敌的有利时机。于7月9日晨，接受了日方缓兵之计的和谈要求，并达成3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二十九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7月10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指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决定增兵华北，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从驻朝鲜日军抽调第十二师团来华。随后，大批日本关东军开抵天津，并以重兵进犯北平郊区。当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老家山东乐陵“度假”，一度幻想和平解决事变。
7月11日，他到天津，仍忙于同日方和平交涉，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延误了战机。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这时蒋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二十九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遭日本外务省拒绝。7月20日，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进入华北。
当日下午，日军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守城官兵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21日，大批日军抵达丰台。22日，日军40辆汽车往返于天津与丰台运送军火。25日，日军在天津集结的兵力达6万余人。26日，日军占领廊坊。同日，日军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令其部队退出北平。27日，日军向北平近郊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纷纷要求抗日，宋哲元感到求和无路，遂于7月27日发表通电:第二十九军为自卫护国，不惜牺牲，服从南京命令，更请各界给以指教。并令二十九军各部奋起抵抗。同日，第三十七师收复丰台车站，第三十八师一部收复廊坊，第一三二师在南苑与敌血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1890-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壮烈殉国，官兵伤亡约5000余人。7月29日，日军南北两路向北平西郊推进，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本文来源：新华网 ) 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并不遥远的历史？
勿忘国耻！ 小日本:anger :anger :anger 勿忘国耻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始建于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1192年）；其初名广利桥，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建。桥长266.5米，桥栏杆上有486只石狮子，桥下11孔。
七百多年前，“卢沟晓月”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桥上有清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碑亭。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7-7 14:35 编辑 ] 继续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7-7 14:40 编辑 ] 日军在北京投降时的仪式。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仪式
大型油画
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画家陈坚历时16年创作的，唯一反映二战日本投降题材的长六米的大型油画。画中二百六十多个人物都是根据历史真实人物创作，栩栩如生。生动真实地再现了1945年9月9日9时在南京，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及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朗向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递交投降书的整个历史事实。《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 作者：陈坚
[ 本帖最后由 江海涂滩 于 2009-7-7 16:55 编辑 ]
勿忘国耻
:anger 勿忘国耻[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7-7 17:24 编辑 ]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72周年祭 记录日军在沪暴行史料现身
【本报南京7月6日电】 “接下来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幕。就在那时，我看到9个中国人被带到甲板上，他们被绳子捆在一起，双手被捆绑在背后。10个日本士兵组成一个执行队，军官发号命令，刽子手枪决中国人。中国人平静地站着，无能为力于自己的命运，日本士兵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挥舞着刀剑，用左轮手枪（的子弹）和刺刀，穿过可怜的中国人的胸膛，并竭尽所能施虐。”
这是新译出的记录上海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沪虐杀中国无辜平民史料中的一段。在纪念卢沟桥事变72周年前夕，这份外国人的英文记录在南京被译成中文。该记录的作者于1937年7月1日离开南京，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度了两个月的假。不久，他听说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他“觉得这事件不是很重要，所以继续旅程”，但当他到达加利福利亚之后，战事变得十分严峻了，他不得不匆忙搭船返回，船上的电台播了有关上海局势（“八·一三”事变）的新闻。他在记录中说，“‘卢沟桥事变’是正式导致战争的导火索”，“我们听说8月14日（日机）轰炸了中国”。
上海码头“温柔”挥剑
这份记录的作者途经日本时换乘，当他所乘的日本船靠近上海码头时，作者见到了开头的那一幕。他写道：“长官又发令了，每一个刽子手站在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中国人的前面。长官大声发布另一个号令，刽子手发挥想象任意宰割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被刺刀挑到码头边缘，刽子手从容不迫地拿剑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斩首，头颅落到江里。刽子手把尸体推到码头边，尸体悬在空中，鲜血喷出几英尺。下一个刽子手用手中的剑‘温柔’地刺向中国人，中国人倒在甲板上。然后，这个刽子手解开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作为一个屠夫，他冷漠地抓住受害者的一只胳膊，把这只手臂从肩部砍断，同样的‘手术’也被实施到了另一只手臂上。刽子手依然不满足这种屠杀模式，这个日本人把他推到江里，看看没了手臂后，人是否还能游行。其他几个遇难者同样也被实施了刑罚，每个刽子手用自己制定的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那些被推入水后尚活着的人，成了左轮手枪手们的猎物。”
他继续记叙说，“在这次可怕的屠杀中，其他日本士兵和平民以及我们外国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尽量控制住内心的愤慨，保持表面的平静。我们已很幸运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抗议这种罪行将会带来的麻烦。日本刽子手这种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会被日本观众视作一种英雄主义而被称赞。”
他补充说，“后来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在这场战争前，这9个中国人是受雇于码头的工人。当他们设法去上海公共租界时，他们各项进程受阻，只好躲进一间屋子，可最终还是被发现。他们没有申辩的机会，被认定为狙击手。短暂停留后，我发现这9名工人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数以千名的码头工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能到达上海公共租界，归因于船坞周围的战斗。”
“先施”顿成悲惨世界
这份记录还记述了侵华日本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给平民造成的灾难：“8月23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广场上，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上海租界中心上空进行特技飞行。……大概下午1点，在我们前方，距离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柱大的混合浓烟，升到了几百英尺的高空。……（我们）……赶往爆炸现场，……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先施商场。这个威力无比的炸弹，不仅摧毁了先施百货公司，而且炸毁了永安百货，造成近200人死亡和双倍人数的受伤。遇难者中的大多数是两家商场的售货小姐。一些外国人也遇难或受伤。”
接下来的几段是这样记叙的：
——“对于后来的目击者来说，提供一幅生动的现场爆炸图几乎不可能。我和其他士兵一起仔细搜寻先施百货公司的受伤者。我们从楼上的家具部开始找，但伤不重的人已离开，所以我们开始检查死者和垂死的，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帮助。我看到沙发底下有一只手臂露在外面，我设想这里是否有活体，我移开沙发看到仅有手臂在那儿。在下一层，我们发现很多售货小姐在工作时遇难。此外也有很多顾客在买东西时遇难。一个中国老妇人的尸体旁边，有两个小孩死亡，很典型地描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这个妇女手中仍抓着钞票，另一边营业小姐手里拿着准备交给老妇人的购物袋。”
——“……灭火器的水浇到死者鲜血上，很快变得鲜红鲜红，并很快形成一条细流，流下楼梯。一切都很混乱，因为需要快速把伤者抬到楼下街道上的救护车里。接下来，我们的搜救小组需要把尸体转移。尸体一具堆一具，堆得很高，放在通风的货车里，运到城里火葬场去火化。再接下来，我们需要认真去做一个严峻和可怕的工作：收集残肢。这里有一个头颅，那儿有一条胳膊，电话线旁挂着的甚至是肠子，零碎的残体悬挂着。街上被一层鲜血覆盖，当你发现刚走在（带）体温的血液上后，你会有一种作呕的感觉。”
战场借助瓦斯、酸弹
记录还披露了1937年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约在1937年9月中旬,记录者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彭布鲁克·斯蒂芬斯的司机。“每次返程时，我们有一项任务就是尽力带回受伤的士兵。……我们带回的许多伤员都受了重伤，被瓦斯弹和酸弹袭击。日军总是使用这些炮弹，但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改变立场。酸弹会烧坏人的衣服、皮肤，让人痛不欲生。瓦斯弹更加残忍，顷刻间放出，一旦进入人体肺部就会导致死亡。在半径为500英尺的范围内，制作这些瓦斯的材料会使人致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在毒气弹下，几百名士兵会一边逃亡，一边痛苦地尖叫。”
记录者称他的祖国为“中立的丹麦”。这位丹麦人在日机轰炸先施、永安公司后，也曾去租界“保护40名一直在照看纺纱机的日本平民”，“接下来的一天，因为愚蠢的日本平民拒绝保护而充满了意思。其中一个平民口袋里藏有左轮手枪，当两名中国警察要搜查他的武器时，这个日本人用枪打死一名警察，并造成另一名警察重伤。受伤的警察反击，打死了凶徒，并使这个日本人的同伴受伤。因此在我们到达前，现场两死两伤。我们快速喊来了救护车，设法将两名伤者送往中国的医院，但这个日本人拒绝了。这就需要带这个日本伤员去虹口的日本医院，日本哨兵阻止救护车进一步前行，认为伤员是中国人。司机和他的助手把死伤的日本人抬下来，脸朝下地对着哨兵。哨兵看到是日本伤员，恳求司机能把伤者送往医院……”
“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
这位记录者是时为丹麦公民的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2006年4月、2007年12月,辛德贝格亲属访问南京时，均带着这份史料的拷贝，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过。据他们介绍，辛德贝格在美国去世后，其亲属将这份史料捐赠给美国一所大学，现在这份史料保存在该校档案馆内。有消息说，这份10多页的史料，不久将选择在期刊或书籍中全文披露。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收集到的1937年12月底的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载，“辛德贝格于（1937年）8月19日抵达上海”，这显示了辛德贝格目击日军在上海码头血腥屠杀的时间；辛德贝格关于1937年8月23日日机轰炸上海致使平民死伤无数的记录，则为其他史料所印证。史料检索显示，此前未见到有这份文献的报道。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也说，这是一份没见过的新史料，“资料来源可靠，当然可信”。
7月4日，张生教授在合肥就此事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份史料看，日军对中国被俘军人和平民的屠杀早就开始了，侵略者对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屠杀有特殊嗜好。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记载，则说明战争伊始侵略者就公然违反国际法。他说，该史料显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此）存在着一些内在的连贯因素，即当时日军的嗜血和犯罪倾向不是临时性的。这份史料的发现，也说明南京大屠杀和战时日军犯罪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回答纪念“七七事变”72周年时披露这份史料有何意义时，张生教授说，回顾历史，我们总可以看到人性的泯灭和血淋淋的事实。日本军人的战争狂热，与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状况存在确定的联系。防范类似情况的发生，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造和积极的态度。和平时代（日本）的（一些）人们，往往失去正视（史实）的勇气，遑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史实的“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的再次发生。
【中国青年报 记者戴袁支 实习生周忱】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7-7 19: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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