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一个文化人的深切忏悔
[来源：南方都市报]2月8日梁小斌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1979年面世的“钥匙丢了”这首诗，被不少文学教科书称为“新时期文学”表现一代人对“文革”反思的代表作。梁小斌说“……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读梁文不禁百感交“激”。最主要的感想是:啊，终于有一个中国文化人这么真诚而深刻地忏悔了！
用鲁迅的话来说，可名之曰“自我解剖”。梁先生的自我解剖对自己毫不留情，可谓“披肝沥胆”。但是，从语义上讲“自我解剖”是中性的，而梁对自己做的却似对肿瘤的“病理切片”。他说:“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他对自己的揭露的严厉无以复加。
他用了“忏悔”这样一个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取自省坦陈悔罪改过之义自无不可。但从他对“见证”的理解来看，他对基督教色彩语义的了解并不清晰。他说:“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我这)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其实，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处死罪犯并示众的刑具，本来就是耻辱柱。只是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它才成了殉道的先知先觉的精神象征；所谓“原指望拼命攀上十字架”与“钥匙丢了”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在形象上对不上号，没人会认为那个丢了“钥匙”的少年是救世的殉道者，他不过是个迷失者和社会的受难者。
有人说梁小斌不必忏悔不必谦逊，“钥匙丢了”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反思“文革”的时代思潮的见证。后半句我是认同的，作品一问世就有了它独立于作者意图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于:
第一，这种有见证价值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真诚或看起来真诚。我认为梁小斌这首诗“看起来”是真诚的。作为梁先生的同代人，我知道那时反思并彻底否认“文革”的人有三种:一种是早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反对“文革”的，这种先知先觉型的人是极少数；一种是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文革”，而风向甫变，反思和清算“文革”比谁都旗帜鲜明的永远的“时代弄潮儿”，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在“文革”后期已不那么积极，乃至对极左路线心怀不满(这是“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复出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是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力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梁小斌的诗歌在世人眼中当然看起来是真诚的，表达了所谓“时代的最强音”。读诗的人只管起不起共鸣，谁会去“外调”梁小斌是何许人？
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代的见证”它应当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可能挑战当时主流思潮的良史般的“见证”，而不是打死老虎式的。这样的人，思想界的顾准勉强可以算一个，“文革”时中国的文学界有吗？有苏联时代《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和阿赫玛托娃诗歌那样不求及身功名的写作吗？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愿还在哪家“抽屉”里趸着等待“钥匙”找到。当今，我们只看到了某个才子一边宣称“为抽屉写作”，一边爆米花般炒作他的“铁屋里的呐喊”。
正如王彬彬多年前批评的，中国的文人“过于聪明”。他们满腹功名利禄，对成败得失精算细掐，却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甚至殉道者的模样。其实他们不过是跃身社会思想主流的“弄潮儿”，他们揣摩主流嗜好的制作，不过是后科举时代的“制艺”。今年1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贾樟柯论张艺谋电影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稼祥论王朔的“平等观”，以及王朔近期的论余秋雨和余杰，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可惜本文没篇幅转引其妙句。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利益主体都相当多元化了，媚上、媚外、媚富、媚俗以及“吃教”，不一而足；时移世易，迎合什么再也不是定于一尊的。
梁小斌先生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自己在“文革”中未尝不想像写《理想之歌》的北大工农兵学员高红十等人一样走红，也依据当时的主旋律炮制过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东东；他痛斥自己在“钥匙丢了”中自我美化为精神流浪者和受难者是骗人。他这样自我祛魅在中国真是十分难得。
真正的忏悔是一种灵魂自救，靠道德自觉。有人说，罗马总督不忏悔，刽子手不忏悔，一起跟着对耶稣吐口水的众人没忏悔，凭什么要我一人忏悔？忏悔不忏悔是每个人良心上的事，勉强不得。至于喝问别人为什么不忏悔，类似于鲁迅鄙视的“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的老谱，不提也罢。——但愿中国像梁小斌这样的忏悔者多起来。 (作者：鄢烈山系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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