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去世后十年中国经济路线图[财经时报]
中国的大多数普通市民是在1997年的2月17日得知小平病危的消息的。这一天，深沪股市双双跌停，分析人士以“健康问题”这个含糊的词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2月18日，深沪股市双双涨停。
就在股民们尚在庆幸“一场虚惊”之时，2月19日早晨，噩耗传来。伴随着从各种工具中反复播放出的哀乐，股市再次以跌停开盘，但在收盘时，大多数股票均已收复了全部失地。
三个交易日里，两个跌停和两次涨停，如此奇异的走势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更奇异的是，即便是在大盘跌停之时，大多数股民最热烈讨论的，仍是小平逝世这一事件的本身，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的得失——许多经历过这一幕的投资者不约而同这样回忆。
这种奇异的市场走势和市场心态，至少分别表达了两个信息：即便在纯粹的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小平在当时依然是最具心理影响力的人物；小平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某些阶层和许多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诉求。
而小平的去世，最终却并未像许多习惯于“政治思维”的中国人所预测的那样，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利空”。在后面的50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它至今也没有回到过1997年2月19日跌停时的“悲痛底”——855点。
1997年和小平的逝世，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一次最重大的心理考验，而在这一年穿越了历史峡口的中国经济航船，尽管承载的吨位日重，尽管仍时常遭遇暗流和险滩，但它毕竟始终在改革的单行线上前行。
1997年：穿越峡口
“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小平的这个最大的遗愿，也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
但这并非香港回归盛典的所有遗憾。由于在“7•1”前后，香港突遭数十年来空前的暴雨洪灾，这不仅使得香港街头的庆典氛围大受影响，让提前数月甚至数年便高价预订香港房间的游客颇为失望，也迫使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是穿着庆典礼服便投入了救灾行动。
几乎在同时，香港和中央政府迎来了更大的考验。冥冥中似有天意，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次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泰铢当日应声而贬20%，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波。
这两件在时间点上颇有些诡异的事件，在后来看来很有些象征意义：与大自然的竞合和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在此后的10年中，不仅成为香港，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命题。
事实上，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和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战略性挑战，这一趋势因为两件发生在1997年的事情而得到空前的强化。
就在一代伟人溘然而逝后仅仅3天，2月22日，全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了，这不仅标志着人类在细胞工程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也首次将对现代科学的争论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它意味着“人类摘取了生物学上的禁果，篡夺了上帝的专利”。
更现实的危机来自亚洲金融风暴。当危机开始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蔓延时，不仅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大牛市被彻底终结，远隔数万里的美国股市也应声而跌——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这是美国金融市场首次在整体上受到亚洲市场的能动影响。
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动荡之时，在九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却进行了近几届来变动最小的一次换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出现了三张新面孔。
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健运行，后来被实践证明了其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此时不仅中国经济航线上的外部气候和水文状况正在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变局，整个中国经济的内部运行环境，也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微妙却是几千年未有的转折。
根据1997年的一项统计，中国600余种主要商品中，除棕榈油一种外，全部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告别了短缺时代。中国的经济活动的最重要使命，已经由保证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求向更高层次迈进。
中国经济的航船从此终于穿过了历史的三峡，进入豁然开朗的中游平原。但在视野突然开阔之时，航速却不可避免地突然放缓——消费需求不再是拉动经济的超前因素，习惯于以外延扩张为主要增长手段的中国宏、微观经济主体们，突然失去了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方法，一时间不知所措。
国内外经济环境同时发生的转折，对199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1998-1999年：安全的减速
1998年，中国9年来首次未能完全实现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新一届中央政府为这一年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确保8%。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很可能是中央政府首次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使用“确保“这个词。“保八”成为了这一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线。但当年的统计结果，是增长7.8%。
“1998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分析了“保八”差之毫厘的原因。
当亚洲金融危机在发生一周年后，已经被称作“二战以来亚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仍然没有人敢断言它已经结束。
这一年的长江水灾被则定级为“百年不遇”，导致这场灾害的暴雨却仅仅是10年一遇。“严防死守”和“豆腐渣工程”成为了当年的另两个关键词。后者导致九江大堤的失守，最后抢险官兵以沉船10余艘、耗资数亿元的代价，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洪水未退的情况下，成功堵住大江大河决口的先例。
但这场以巨大物质代价换取的战役性胜利，却进一步引起了对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考：为了生产人类自身生存、发展乃至享乐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人类不断以付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同时引发大自然更强大的报复；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得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向大自然进行新一轮的索取和“镇压”……
“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温家宝在当年一次会议上引用的这句恩格斯的警言，尽管远不如他担任总理后多次在发言中引用的那些古诗句家喻户晓，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来说，或许具有更发人深省的意义。
来自大自然和国际市场的天灾人祸，只能解释中国经济航船何以在1998年未能达到预定航速，却无法解释这一预定航速本身为何被设定在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低位——事实上，即便中国实现了8%的增速，却仍然远低于1992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的这一根本变局。
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剩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们，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和知识准备。除了谷贱伤农，古人的智慧也无法为今天提供任何的借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生产过剩”并非总量过剩，而是由于分配问题……
或许正是囿于这种困惑和经验的不足，中央政府在这一年提出了“保八”这个现在看来有些机械的口号。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的经验来看，一旦经济增速低于8%，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和激化，如失业加剧、企业利润下滑等……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们或许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局的另一重效应：由于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在总量上的充足，饥荒、匮乏等几千年来无数次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硬伤”从此痊愈，而一直被全球宏观经济学家们看作头号大敌，并始终徘徊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通胀幽灵也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创纪录地连续两年出现物价负增长。
事实上，无论是未能完成“保八”的1998年，还是经济增速进一步创下新低的1999年(7.1%)，从现在的标尺看来，均属于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
但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仍然被各级政府看作是最大的“心病”之一。1998年出台的大学扩招、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以及政府以“有形之手”助推的“519”股市行情，具有共同的指向——刺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当时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服务业是与自然界和国际市场最不具矛盾性的产业。但至少大多数学者都已认识到，在第二产业而不可避免地减速之后，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最佳替代引擎。
但地方政府的热情却在这方面和中央政府与学者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数年后当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被严重“漏报”时。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缺乏热情，最主要原因居然是服务业不容易被统计入GDP数据。而在此时，工业投资过热的病症已经开始爆发。
2000-2002年：洄旋与加速
尽管“三产”尚未能真正取代“二产”，成为中国航船的主引擎，但在动力源上，外需却及时弥补了后劲不足的内需，使得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千年后开始触底反弹。
“千年虫“没有发作，让全世界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走入了新千年。当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出台后，官员和学者们也大都松了一口气：“通缩病”似乎不治而愈，经济增长时隔两年也再次回到了8%。
在1976、1988连续两个龙年成为“多灾之年”后，200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难得的风调雨顺。而中国宏观经济的“中兴”，主要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顺风顺水。2000年是13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增长4.7%)，世界贸易额的增长(12%)也出现了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1年的故事，则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外因决定论”。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引发的全球恐怖阴影，世界经济增长在这一年再次跌入冷战结束以后的最低谷。中国经济则在这一年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缩，经济增长率创下了10年来的次低点(7.5%)，中国股市也开始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
但作为世界“20年来最黑暗的一年”，2001年也成为了中国经济“黎明前的黑暗”。
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使得全球流动性迅速增加；小布什的上台后恢复老布什的减税政策和增加国防开支，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消费急剧扩大，为全球贸易和中国的出口打了“强心剂”；1998年起开始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制造的“刚性需求”与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政策制造的“弹性需求”，开始集中释放；新一轮“换届效应”和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政策的结合，启动了新一轮投资热……内需、外需、投资增长合力将200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拉回到了8%。
而从1997年开始的连续六年的“七上八下”，在中国宏观经济的K线图上画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W底。
此时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下降周期，但问题是，就像1997年中国突然进入过剩经济时，没有人意料到中国经济在此后竟然会经历如此漫长的煎熬，这次同样没有人意料到，在用六年的时间构筑完一个巨大的W底之后，厚积薄发的中国经济竟然会在后来的四年中走出一个让全世界感到亢奋的巨大牛市。
2003-2007年：超速隐忧
导致中国经济在2002年触底回升的内外部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大多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几乎是从由凉转温直接到了热得发烫的地步。
经济过热的迹象在2003年初便已出现，但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再次强势扰动了世界与中国经济航船的罗盘。至今来源不明的非典病毒，在21世纪的第一个癸未年制造了上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流感”之后最大规模的人类疫情恐慌，尽管后来仅仅把非典定级为一种乙类传染病。这再次证明：人类的全球流动和分工，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扰动能力的增强，在某些方面正使得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更加弱不禁风。
但人类需要修正的，仅仅是对大自然的过分扰动，而对大自然未知世界的探索却是更科学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要路线图。中国载人飞船在癸未之秋的成功上天，一时将非典引起的对自然力量的恐慌消散于无形。
非典带来的恐慌与对前几年内经济过冷的“熊市思维”，将中国宏观调控的时钟至少拨慢了一年，但中国政治与社会信息透明度的建设，却由此加快。
在2004年的“两会”期间，厉以宁和吴敬琏就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进行了一场“决战紫禁城”式舌战后，中央政府很快明确发出了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最快和最强烈的反应居然来自海外市场，从汉城到纽约的世界各大股市，竟然同时发生剧烈下跌和震荡——全世界的投资者以用手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而在数月前，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G8峰会，应当是对这一身份下意识的主动确认。
事实上，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利率政策以及通胀走势等呈现出空前的同步性表明，融入和正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流世界对某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刻意恭维或责任推诿。
全球的各主要经济体尚未坐在一条船上，但它们至少已经是历史长河中分工日趋明细，而进退日益同步的船队。这个船队同样正穿行于大河的中游——告别了物质总量短缺、穿行于上游急流峡谷的年代，但航行的外部环境仍充满着未知的浅滩和暗流，距离自由世界的大海更是路途遥遥。
曾有人统计，在现代航运领域，发生在内河航运的事故概率远胜于海运，而相对于险在明处的上游和平稳宽阔的下游，中游往往又是事故最多的发航段。尽管水无常形却有其常规，在中国经济航船穿越历史三峡之时离去的一代伟人，其智慧遗产的最大意义，正是作为建瓴于峡口高山上的灯塔，为在大河中游艰难跋涉却渐行渐远的航船，作出背后的指引。[鲍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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