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需要新“隆中对”
■ 文/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上海在面对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态势下，中长期发展的策略应是国际化、民营资本化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大熔炉、孤岛式发展的新局面
今年上半年上海GDP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10.3%，就连浦东新区GDP增速也遭遇开发开放18年来的新低；去年上半年对上海GDP贡献率达19%的证券和房地产行业，今年上半年的贡献率分别为零和负数；加之受到全球金融动荡、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上海不得不调低全年GDP增幅预期；上海在电力、就业等方面的告急又“预警”增长模式转型，无疑将上海推上发展对策调整的风口浪尖。
由于上海地处南北交界，南北要素在此交汇分流，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远东巴黎”的辉煌，殖民经济下各类文化元素的相互碰撞，使得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重镇。中央对上海一直寄予厚望——从浦东开发开放“窗口”到“综改试验田”，可以看出，上海地方虽小、影响却大，承载着国家战略——“全国未动，上海先行”。
但近几年上海在这方面却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上海人小心精明、谨慎有余而开拓不足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上海干部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办事规范，但这反而束缚了创新性，易被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所限。于是上海往往不敢冒进也不敢落后，随国内大流而动，恰恰与中央对上海“先行先试”的期待错位；另一方面，上海承载中央诸多要求而在众多目标中左右为难。虽然上海力求均衡各种全局和地方性关系，却仍无奈带上地方化的战略坐标。何况，上海多年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痕迹明显，强势政府的惯性大，对优惠、特殊政策的依赖度很高，使得上海市领导大刀阔斧改革党政两套班子，要求上海干部“不背过去的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地区思维所惑”。
就目前来看，上海原有的思维惯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规划权重短期内不可能下降，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规划事与愿违的概率将上升，但鉴于资源自我配置的功能正冲击政府行政的结果，未来政策或将是形势和问题导向、边走边看的动态调整。
回顾上海上世纪30年代“远东巴黎”的辉煌，其原因在于西方资本、民族资本与国家资本的水乳交融；而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发展的经济高峰，则在于政策优惠与“先试先行”，也就是国家权力对上海的支撑。如今，国家资本依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由国家权力主导地方发展的时代理由正悄然退去，靠政府推大项目、土地财政等方式拉动地方增长的效力已在减弱，投资产出的效率递减，行政可改变的空间也被挤压，因而上海仍要走在全国最前面，就不能被形势所捕获，反而应该成为吸收各类要素，特别是西方和民间要素的大熔炉，增强上海的复杂度和落差，利用“混沌”来应对“混沌”。
而更好地发展上海的前提就是让上海在世界变局中重新寻找位置，大量引入国际变量。首先，由于华尔街模式坍塌，欧美在金融创新上出尽洋相，上海应借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战略卡位。上海可以利用西方的危机波动发展高端金融服务，提升原有以金融工具为主的要素市场，集中实力主攻网络中心，引入金融生态文化、人脉内幕等虚拟网络。最近新华社金融信息平台落户上海即是明证。如此通过畅通网络就可以引进各种创新理念，完善向其他国家金融中心辐射及调动资源的机制，目标之一是让上海成为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中心，目标之二是让上海跻身下一轮金融创新的引领者和产品标准的制定者行列。
其次，上海可以利用浦东新区“综改试验田”的试行权，对以“双重国籍”吸引外国人才、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先试先行”，从而通过移民政策“筑巢引凤”，进而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增强国际文化底蕴；另外，通过政府创新引发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创新，比如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兼容失败的冒险精神等，让上海融入商业创新的国际氛围之中去。
再次，上海要成为能级够大的要素高地，关键还在于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诱导国际总部、研发中心和咨询机构等高密度、智慧型机构或创新型产业的入驻，以此构筑上海的“头脑高地”。同时，上海也可利用2010年世博会效应，汇集各类研讨会、国际论坛，让上海成为全球高层次智慧碰撞和要素配置的高地。上海引入的国际变量越多越复杂，上海与全球联动的敏感度就越高，而一旦上海敏感到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它就能演化为世界诸多规则的策划地，进而有能力修改游戏规则。
当然，单有国际化还不够，因为上海经济历来是国有资本、外国资本唱主角，民营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短腿”现象，因而如果说要给上海战略添上新坐标，那么，横坐标就是国际化，纵坐标则应该是民营资本化。新一轮国资改革虽然强调开放性重组和市场化，但本质上仍未走出上市圈钱、做大做强的旧有思维惯性。上海对国资改革仍是存量调整，而这将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易引发矛盾，此时再动存量调整显然风险较大，还不如重在增量调整，即弱化政府权重，放开民营资本经济。
具体做法有下述的几个方面：其一，上海可以集中发展民营资本、发展中小企业、创新型或国际化企业，“内敛”行政对微观企业的不利影响，对其进行税收优惠、信贷倾斜、技术支撑等。上海支持企业发展的“11条新政”已体现对非公经济发展能宽则宽、能放则放的趋势。
其二，上海地方政策将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集中打造资本和创业天堂，适应民营企业发展。上海可以通过“招安”地下金融、鼓励私募和股权投资，让部分民营资本变身为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从而渗透到产业投资；另外，可以完善民营企业孵化渠道，加强各类科技园区与大学、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将民营资本投入引流到创新类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同时也不排除在部分垄断性和战略性产业如电信、大飞机项目上加大民营资本分享的可能性。
其三，上海各区县可以在活跃民营资本的政策方面“比、学、赶、超”，比如放宽企业注册标准、允许“民宅商用”等，而农村土地流转试行也可能增强农民承包创业的积极性。
如此，国际化和民营资本化双管齐下，上海很可能逐渐海纳百川，重新兼容一切。而就目前看，上海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新坐标的强烈需求，但支撑上海GDP两位数增长的因素已然缺位，而国际化、民营资本化需要时间在不断升级，这就可能让上海经济发展出现断层空间。
当然，上海是不愿也不会放任这一现象出现的。上海势必利用世博契机和刺激内需这两大方法保住应有的增长，以扛住宏观形势下滑的不利影响，同时，上海可能主动以生产率增长为基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弥补原有产业支撑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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