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重度玉门关--邓小平和恢复高考
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
招生改革计划搁浅
1966年,文革爆发。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大学教育面临危机。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久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改革招生制度的想法终于没有实现。
教授呼吁重视生源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5月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第一届全国高考考场
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
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了。
胡风儿子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
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后来,已经是《华声月报》社社长的范东生回忆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
全国试点选在百色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招生比例29∶1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文/赵铁) 现在是漫天边地的大学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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